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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上校室”病房位于二楼的走廊尽头。室内的窗户一个朝南，一个向东，所以阳光能够整天照射进来，渐渐从一张床移到另一张床上。相比起来这间房间并不大。从遗留在地板上的黑色斑迹来看，战前这里放置了两张床，两个床头柜，中间还有一张圆桌。现在这里放了四张床。一张床上躺着一个浑身上下裹满了绷带的伤员，就像襁褓中的新生婴儿。他一直仰躺着，从绷带的缝隙处盯着天花板，目光呆板、毫无生机。另一张床，与阿列克谢的床并排，床上躺着一个极好动的人，那张军人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和麻子，胡子是斑白色的，人又殷情又好谈。
大伙儿在医院里很快就混熟了。傍晚时分，阿列克谢就知道麻子是西伯利亚人，农庄主席，是个猎人。他的军职是狙击手，而且是非常幸运的狙击手。叶利尼城下的著名战役开战时，他正在西伯利亚师服役，他的两个儿子和女婿也在同一部队。他参加了战争，他说他“敲掉”了近七十个德国兵。他是“苏联英雄”，所以当他向阿列克谢介绍自己的姓的时候，阿列克谢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他那并不出众的外貌。他的姓名当时在军队里是如雷贯耳的，许多大报都用专门文章报道过这个狙击手。医院里的人，无论是护士、主治医生，还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本人一律尊称他斯捷——伊万诺维奇。
病房里的另一个病人，缠在绷带里，整天躺着，关于自己的事一言未发。本来嘛他就什么也不想说，可是无所不知的斯捷——伊万诺维奇却将他的故事悄悄地告诉了密列西耶夫：他是坦克部队的中尉，也是个“苏联英雄”。从坦克学校步入军队，战争一爆发就参战，在布列斯特一立陶夫要塞附近打了第一仗。在别洛斯托克城下著名的坦克大战中他的坦克被击毁了。他就跳入了另一辆指挥官已经阵亡的坦克，带领剩余坦克掩护向明斯克撤退的军队。在布克河的战斗中他损失了第二辆坦克，负了伤，可他又登上了第三辆坦克，接替牺牲的连长，自己指挥连队。后来他误入了德国人的后方，用三辆坦克组建成游击小组，在德国人的大后方游荡了一个月，袭击辎重和纵队。他用战场上遗弃的燃料、弹药和备用零件来加油、补充给养——在那里，在大路两旁，绿草如茵的低谷里，在森林和沼泽中，停放着大量无人看管的各种型号的被击坏的坦克。
葛沃兹捷夫出生在达拉高布日近郊。当他听到苏联情报局的战报说战线已经逼近他的故乡时（坦克手们是从领队坦克里准确地收到这一消息的），他实在忍无可忍了，他炸毁了他们的三辆坦克，率领幸存下来的八名士兵，潜入密林。
就在战争爆发的前夕他曾回过趟家里，回到那位于蜿蜒曲折、绿草茵茵的小河之畔的小村庄里小想数日。他的母亲是位乡村女教师，生了重病，这样父亲就将儿子从部队里召了回来。父亲是个老农艺师，州苏维埃劳模的代表。
葛沃兹捷夫回忆起那座学校旁边的矮小却很结实的小木房子。母亲又干瘪又憔悴，无望地躺在旧式沙发上。父亲穿着过时的茧绸上衣在病榻旁焦急地咳嗽，不停地捻着白色的胡须。三个妹妹都还年少，身材不高，皮肤黝黑黝黑的，酷似母亲。他回忆起那个个子颀长、蓝眼睛的乡村医生冉尼雅来，她乘着木橇一直把他送到车站，他答应每天给她写信。现在他像一头野兽在白俄罗斯境内沿着被蹂躏的田野，顺着被烧焦的、空荡荡的村庄，绕过城市，避开大道东躲西钻。他忧伤地思忖道：即将见到的小屋会怎样呢？他的亲人们是否已经离开村庄了？要是他们没有离开，又会怎样呢？
果然如此，葛沃兹捷夫在故乡的所见所闻竟比最悲惨的想象还要可怕恐怖。无论是小屋亲人、冉尼雅还是村庄本身都已无处寻找。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太一边手舞足蹈、嘟嘟哝哝，一边在炉子上烧着东西。那个炉子孤零零地立在烧焦的废墟上。从老太太嘴里他打听到，当德国人来的时候，女教师的健康更加恶化了。农艺师和女儿们犹豫不决，既不能运送折腾她又不能撇下她不管，这样一家人就留下来了。德国人得知村里还有一户是州苏维埃劳模的代表，就把他们抓起来，当天晚上将他们吊死在小屋旁的白桦树上，随后一把火烧了房子。冉尼雅呢，她跪到为首的德国军官那儿替葛沃兹捷夫一家求情，好像是受尽了折磨，似乎是那个军官还威逼她相从，至于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老太太也不得而知。直到第二天夜里姑娘才被从军官的屋里抬了出来，人已经死了。她的尸体竟然在河边暴躺了两天！村庄是五天前才烧毁的。德国人之所以烧它，是因为有人放火焚烧掉了他们放在集体农庄马厩里的油灌车。
老太太领着坦克手来到一座房屋的废墟上，并将那棵苍老白桦树指给他看。还在孩提时，他就在那粗大的树枝上荡秋千。可是现在白桦树枯萎了，五根残断的绳子挂在被热气熏死的树枝上飘来荡去。老太太一边手舞足蹈地走着，口中叽叽咕咕念着祈祷，一边又将葛沃兹捷夫领到河边，让他看看姑娘暴尸的地方。那个姑娘，他曾答应过每天给她写信的，可是后来他一封也没写啊。他站在沙沙作响的苔草丛中，伫立了一阵，转身向树林走去，那里他的战友在等待他。他一语未发，眼泪一滴也没掉下来。
6月末，当高涅夫将军的部队在西线发起进攻时，葛利高里-葛沃兹捷夫同自己的战士一起突破了德军的阵线。8月份他得到一辆崭新的、大名鼎鼎的“T一34”型坦克。入冬之前他就在全营里以“无可匹敌的人”而著称。人们谈论他，报纸上介绍他，他的那些事迹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都是真人真事。有一次派他去侦察，夜里他驾着坦克，加足了马力猛地跃过德军的防御线，顺利地越过地雷区。他开始射击，弄得敌人惊恐不安。他冲进一座为德军占领，又被红军用半圆形包围圈牢牢钳住的小镇里，然后又冲到另一端的我军阵地。这一行动着实让德国人惊慌失措一番。还有一次，那是在德军后方打游击。他一下跃出埋伏点，向德军的马车辎重队发动突然袭击，用坦克的履带把马匹、大车和德国兵碾得稀哩哗啦。
冬天他率领一支为数不多的坦克小分队去进攻日热夫附近的一个设防村庄里的卫戍部队，那里驻扎着敌人的一个小小的作战指挥部。当坦克小分队越过防御带的时候，就在村庄入口的附近，一只装满燃液的瓶子击中了他的坦克。浓烟滚滚、令人窒息的火焰吞噬了坦克。可是他和坦克手们仍继续战斗。坦克像一个巨大的火球在村庄里纵横驰骋，坦克上所有的枪炮左右横扫，坦克左突右闪，追赶着、用履带碾压着那些逃窜的德军士兵。葛沃兹捷夫和那些当初与他一道杀出包围圈最后又被他精选来的坦克手们十分明白，油箱和火药说爆炸就爆炸，他们就要牺牲了。浓烟熏得他们呼吸沉重，炽热的甲板灼伤了他们的皮肤，烤着了他们的衣服，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战斗。一发在坦克履带下爆炸的重型炮弹将坦克炸翻了，或许是爆炸的气浪，或许是掀扬起的沙土和雪扑灭了坦克上的火焰。人们把葛沃兹捷夫从坦克里拖出来时，他已经浑身烧遍了。他是和射手并排坐在炮塔上的，射手牺牲了，他就顶替死者，继续战斗。
已经是第二个月了，坦克手仍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康复毫无希望，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有时整整一天不发一语。
重伤员的世界通常局限在他们病室里的墙壁之内。这些墙壁之外所进行的战争，大大小小的事件，以及由此而激起的沸腾的热情，每一天都会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新的痕迹。而重伤员的病房却是禁止传播外面世界的消息的，这样院墙外的风暴传到这里时也仅仅是遥远而又微弱的余波了。病房里的人身不由己，只好以日常琐事度日。一只昏昏欲睡、满身尘土的苍蝇不知从何处飞落到被阳光晒得暖融融的玻璃上——这是一件大事。病房护士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今天穿了一双崭新的高跟鞋，下班后直赴戏院——这是一条新闻。端上来的第三道菜不是大伙儿吃腻了的干杏果冻，而是甜汤黑杏——这也成了谈论的话题。
对于重伤员来说，使他们永远忘不掉的是那些既恼人又漫长的医院生活，是他们的伤势。负伤使他们无可奈何，脱离了战士的行列，脱离了艰苦的战斗生活，来到这儿躺到这张又软和、又舒适然而立即就生厌的病榻上。他们惦念自己的伤口，是肿大呢还是骨折呢，想着想着就昏然入睡，并且还梦见伤口。一觉醒来，就立刻焦急地设法打听，消肿了没有，紫块退了吗，体温是高还是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灵敏警觉的耳朵对每一丝声响常常会觉得扩大了十倍；精神也是这样，总是集中在自己的病痛上，感到伤口越来越严重。让那些在战场上视死如归、意志最坚定的军人也怯生生地从教授的语调中捕捉细微差异，看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脸色，屏住呼吸猜测他对病情进展的意见。
库库什金总是怒气冲冲、怨这怨那的。他老是觉得夹板夹得不够紧，这样断骨就接不好，以后还得弄断重接。葛里沙-葛沃兹捷夫沉沦于神情沮丧、似睡非睡的状态中，老是沉默不语。但是不难看出，当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给他撤换绷带，把几士林一点一点地涂抹到他的伤口上的时候，他是那么地焦急不安，紧紧盯着自己的烧伤的身体：皮肤呈暗紫色，像破衣烂布似地贴挂在身体上。不难看出当他听到医生的谈话的时候，他又是那么地仔细留神。斯捷——伊万诺维奇是病房里唯一能够走动的人，尽管背弓得像根铁钩子，还得扶着床边才行。他常常又可笑又恼怒地咒骂炸伤他的“饭桶”炸弹以及震伤引起的“该死的脊椎神经根炎”。
密列西耶夫小心仔细地隐藏着自己的感受，假装对医生的交谈索然没趣。可是每一次解开绷带去电疗，他一看见脚背上暗红的紫块在恶化，缓慢而顽固地往上攀爬的时候，就惊得目瞪口呆。
他的性情变得暴躁、忧郁。同伴的一个笨拙的笑话，被单上的一道皱褶，年老的助理护士手中滑落的一把刷子，一切都能惹起他难以抑制的怒火，大发雷霆。尽管一份严格规定的、逐渐增量的医院里良好的饮食很快就使他恢复了体力，当缠裹绷带或光疗时，他再也不会因瘦骨嶙峋的样子让年纪轻轻的女实习医生恐惧害怕了，但是他脚上的病情也越来越糟糕，与他肌体的日渐结实恰恰成反比。红肿仍在往上拥，一直越过踝骨，脚趾完全失去了知觉，用针扎进去，也不觉得疼痛。后来终于有了一种新的方法控制了肿胀的蔓延，名字起得稀奇古怪的，叫“封锁疗法”。可是疼痛越来越凶，简直令人无法忍受。白天阿列克谢把脸埋在枕头里静静地躺着。夜里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给他注射吗啡。
“截肢”这个可怕的字眼如今在医生的谈话里越来越平常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有时停在密列西耶夫的床边，问道：
“怎么样，爬爬虫，痛吗？要么，切掉怎么样啊？咔嚓一下——扔到一旁就了事了。”
阿列克谢浑身一阵发冷，心小颤怵不已。他咬紧牙关，免得大叫大嚷起来，一个劲地摇头。教授却生气了，嘟嘟噜噜地说：
“忍吧，忍吧一那是你的事。我们还是用这个办法试试。”说完又交代了新的嘱咐。
他随手关上了房门，走廊里查房的脚步声沉静下去，然而密列西耶夫紧闭双眼想道：“脚，脚，我的脚……难道真的要变成一个没有脚的人，成为一个装上假肢的残废，就像故乡卡梅欣那个老艄公阿尔卡沙大叔那样吗？游泳的时候，也像他那样先把假腿摘掉、放在岸上，然后像猴子似地只用两只手东划西划吗？”
这感受又因为一种新情况而更加加深了。住院的第一天他就读了来自家乡卡梅欣的信。母亲的来信像所有的普通母亲的信一样，折叠成一个小小的三角形，言简意赅。信的一半内容是亲戚们的问候和让阿辽沙安心的客套之辞，家中一切托上帝鸿福，不必为她担心。而另一半内容则是请他爱惜自己，不要着凉，不要弄湿了脚，不要爬到危险的地方，要提防阴险狡诈的德国人——关于这一点她从邻居的嘴里听到的真是太多了。这类信的内容大都是千篇一律，间或也有不同的。有一封信母亲谈到，她是请求一个女邻居为战士阿列克谢祈祷的，虽然她本人并不相信上帝，可是凡事就怕有个万一，祷告祷告也无伤大雅。另一封信她替他哥哥担心，哥哥在南方的某地作战，好久未给家里写信了。最后一封信她说她梦见他们了，似乎是在伏尔加河春汛的时候孩子们回来了，似乎是与已故的父亲垂钓而归。她就用家里最受欢迎的食品——鱼泥馅饼——来款待他们。她的女邻居是这么解释这个梦的：有一个儿子肯定要从前线回来了。老太太请阿列克谢探探长官的口气，是否能准他个假，哪怕一天也成。
一个蓝色的信封上用粗大圆浑的学生字体写着字，那是一位少女的来信。她与阿列克谢曾经一起在工厂艺徒学校上学。她叫奥丽雅，现在她是卡悔欣制材厂的技工，他在少年时代也曾经在那里当过金属车工。这个姑娘不仅仅只是他少年时的伙伴，所以说她的来信就非同寻常了，有特别的意味。他反复地读着来信，一次又一次回味着，这自然是事出有因的。想在简单的字里行间寻觅出言外之意——那是一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朦朦胧胧的、欣喜不已的、只可意会的东西。
信中说，她现在忙得不知所措，为了节省时间，她已经不回家过夜了，就睡在办公室里。信中还说，阿列克谢如今恐怕认不出自己的工厂了，要是他能猜中他们此时此刻在制造什么，他一定会惊诧不已、欣喜若狂的。信中她还附带说道她几乎没有休息日，有时一月轮到一次，但她还是在休息日经常去看望他母亲。老太太感到身体不太硬朗。因为他的兄长沓无音信，所以她过得挺不舒坦的，最近总闹小病小灾。姑娘让他时常给母亲写写信，报喜别报忧，免得老太太担惊受怕的，因为他现在也许是她唯一的喜悦了。
阿列克谢反复阅读着奥丽雅的来信，对母亲托辞做梦的良苦用心茅塞顿开。他明白了他的母亲是那么盼望他、那么对他寄予厚望；他明白，假若把自己的灾难告诉了她俩，那将会带去多么可怕的打击啊。他久久地思索着该如何是好。他是没有勇气回信说实话的。他决定缓一缓再说，这样就写了信告诉她俩他生活得很好，被调到一个安全的地区。为了使改变了的地址不露出破绽，更加真实可信起见，他还说如今他在后方部队服役，执行着专门的任务，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他还需要在这里呆上好一阵。
然而最近，当医生们的谈话总是说到“截肢”这个字眼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可怕。他怎么能变成一个残废回到卡梅欣！他又怎么能让奥丽雅看到自己的假肢？他将会给自己的母亲带去多么可怕的打击啊！母亲的另外几个儿子都在前线失踪了，他可是她苦苦期待而归的最后一个儿子啦！病房里的寂静又恼人又郁闷，烦躁不安的库库什金将身下的弹簧垫褥弄得吱吱哼哼；坦克手在默默地叹息着；整天站在窗旁打发日子的斯捷——伊万诺维奇腰弯得像什么似的，用手指敲打着玻璃。就在这种气氛中密列西耶夫一面听着各种声响，一面想着自己的心事。
“截肢？不，决不能这样！那还不如死掉好啦……多么冷酷、恶毒的字眼呀！截肢！不干，绝对不于！”阿列克谢想道。睡觉时他甚至梦见一个变化无常的钢蜘蛛，用它那些尖尖的、弯曲的腿夹折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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