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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兜兜转转飞来飞去也飞不回去的时候，突然接到大使馆的电话。特别激动特别激动的想，还是爸妈好，特别好，就像被教训一顿后还是可以拿到一棵糖。
模模糊糊的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夹着着各种证件材料，经历几个小时在机场的落地体检，拍照，戳鼻子，捅嗓子，抽血，之后便踏上了传闻中的十四天酒店隔离。还在担忧回国的朋友不断的来打听隔离的生活。她想了想，生活太复杂了，她只碎碎记住了一些声音。
送她去高铁的大巴缓缓的开动，那些声音又在耳边响起，门外车子轱辘轱辘，门内肚子咕噜咕噜。您好，测体温的。
轱辘轱辘，咚咚。咚咚，您好，测体温的。短小，光滑，没有呀啦吧嘛柔软的点缀，像弹珠扔在地上，啪的就弹起来，弹走了。她想去抓住，却被那扇门困住。
那是她第一天听到的所有声音，那些声音循环播放，重复了十四天。她低下头，闭上眼睛，等它们在耳边再重复一遍，把她隔空投放在肥宅，笨拙的白熊，布满蒸汽的护目镜，可以夹苍蝇腿的双眼皮。等它们把她羞愧的头轻轻的抬起，她决定写一封信，来回答朋友那个忐忑不安的询问，来沙沙敲下那句迟到的谢谢。
她的信是以那句古诗开始：
试问肥宅应不好？
我说：只缘身在此宅中。
当年苏轼问那个过尽千帆仍然年少的女子，试问岭南应不好？她唱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我没办法那么轻松的回答。我内心的力量远没那么强大。故乡于我，从来都不是停泊的港湾。
故乡的样子，一直是“远近高低各不同”。在北京的时候，别人问我回哪里，我说西安。在美国的时候，别人问我回哪里，我说中国。而现在在合肥，别人问我回哪里，我说北京。故乡的边界，我一直都丈量不清。有时候很近，触手可及，唐诗，明小说，兵马俑，紫禁城，秦腔，京剧，猪头鞋，瓜皮帽，肉夹馍，驴肉火烧，羊肉泡，羊蝎子，带把肘子，烤鸭，凉皮，炸酱面，柿饼，山楂糕，甑糕，驴打滚，琼锅糖，糖葫芦；有时候很远，海市蜃楼，忽隐忽显，遥不可及。
故乡，在弹簧的那一头；而我，在这一头。
离不开，也靠不近。
颤颤悠悠。
我被它遗弃，被抛来抛去；我也被它痴情，被恋恋不舍。
在乡愁里公转自转，暗恋，相思，波涛汹涌着海底，风平浪静了海面。
它早已认不出了我，我却一厢情愿的胆怯。
此刻，即使有，那位女子一样的心安，也是那些声音于我的馈赠，是一点一滴的叫我心安，是，让我心安。
朋友便要说得详细些。坐在车上，竟有些害羞，不知道该如何说起。
好像一直以来，对具体的琐碎的事情，我的谢谢更容易说出口。譬如从晚上到凌晨五点陆陆续续运运来的行李，譬如在护目镜的雾气腾腾里投下的食物，譬如为了豆浆油条的搭配送来的豆粉。哦，那袋豆粉，因为我太激动兴奋，大力一撕便洒了一地。傻眼，懊恼。流了好久口水的豆浆没喝到，还弄脏了地毯。豆粉虽不是豆浆，却让我想起了那个急哭了的外卖小哥。想起了他的小心翼翼，想起了他的不敢怠慢。
感谢变得磅礴起来便变成了愧疚。当有人埋怨倒时差被半夜叫醒去拎行李，我没有说我打了好多电话询问行李，因为纽约机场不保证行李被挂上。当有人嗔怪为什么没有土豆丝反而多一份虾，我没有说我恰好不喜欢吃土豆。当大家吵吵嚷嚷要吃绿叶菜，我没有化身成采购员来解释很多订单不是可以瞬间变动。当有人说被测体温的敲门声惊醒，我没有说我大概需要测体温的活闹钟叫着去睡午觉。当有人控诉那次心理咨询太短促，我没有算一算，如果一个人五分钟，要怎样在一天之内确保几百个人没有宅到抑郁。我更没有说我刚才好像太絮絮叨叨了，占用了远远不止五分钟。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站出来。因为我总被好运眷顾着？因为有时候那些念头也在我大脑中倏忽闪过，只是我忘记了？
也许是我太懦弱了。我不是真的勇士，我最多是念叨着那个茴字有四种写法的人。在误会误解充斥越来越不能感同身受的网络时代，我特别怕被群体的言论打折了腿爬着出去。
又或许是我想要个性张扬无知无畏的我们，在某一个梦醒时分突然明白，人类的悲欢离合大不相同。想要满足众口难调的乌合之众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情。是的，我们只不过是乌合之众。我们为食物的油腻咸淡而喋喋抱怨，我们为开饭时间的过早过晚而争论不休。我们早已不在童年不在少年却还理所应当继续扮演爸妈的宝贝，扮演久了以为真的是所有人的宝贝更是无所顾忌的索要疼爱与包容。人人都想要一份爱的照顾，连去医院都成了争先恐后的心愿。感冒了?拉肚子了？头疼了？胃痛了？腿麻了？不舒服了？想哭了？有没有夹杂那点私心，只是想要多一点的疼爱？
也许要到那一天，当我们成为你们，我们才会明白，一直小心翼翼的你们其实也应该有说不的权利，一直小心翼翼的你们其实更值得被温柔以待。当金钱的交易横档在中间，我常常困惑，不知道该怎样去定义我们和你们之间的关系。我时常想，如果没有支付过那笔钱，我们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会更容易去感激。如果这样，钱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我不知道。人生有时候便是由这一个又一个不知道的碎片拼凑在一起的。
我每天都会领到两只水果。那天，我领到那只红富士苹果，红粉色均匀的铺满整个果皮，像害羞时耳朵的颜色。我知道有人管它叫“羞红色”。以前有次路过果园，我看到一只只白白的红富士苹果，吓了一跳。我以为羞红色是一开始就有的。“不是。羞红是要晒出来的。套袋摘了，晒一两天就会有。”那不套袋的呢？“不套袋的晒不出这颜色，卖不了好价钱！”原来，羞红色也是被汗水稀释后血液的颜色。
我知道，那一天，就在明天等着我们。它在像我们招手。它说，嘿嘿，你的套袋要被摘掉了。我踟躇不敢迈出去酒店。住到第十三天我才注意到，酒店旁边那个楼是一个垃圾处理场。天蓝色的屋檐，脏灰色的围墙，围墙上凿开的缺口，没有可以挂锁的门。缺口旁堆积的铝制水壶，屋顶排列的蘑菇风扇，墙角处快要撑爆的成捆蛇皮袋。它们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它们和酒店里的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一墙之隔，一边是小心翼翼捧在手心的我们，一边是不再有用而被遗弃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