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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广州同文馆创办的缘起，当然与19世纪后期外语人才紧缺有关。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之前，朝廷深恐“夷文夷字”败坏道德人心，所以严禁百姓学习，谁学了谁就要吃牢饭。国门被轰开之后，官方开始被迫跟洋人打交道了，但手头几乎没有懂外语的人可用。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可他费尽周折，才请到了几个向传教士学过英文的读书人为他翻译各种资料；朝中大员琦善受命南下办理“夷务”时，找的翻译居然是只懂几个英文字的乡间地痞，可见懂外语的人在当时有多奇缺了。
懂外语的人无比稀缺，但对外语人才的需要却迫在眉睫。1858年6月签署的《天津条约》规定，以后英国文书都以英语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等中国派学生学习英文之后，就不再配送汉文，对文字有争议的地方，也以英文为准；1860年，清政府又被迫允许外国使团在首都驻扎。那时，官方没有精通外语的“自己人”可用，与外国人打交道，要么依赖对方提供的翻译官，要么就得向那些“自学成材”的民间“通事”（即翻译）求助。可前者肯定会偏袒对方，甚至不惜对中国人连哄带骗，用李鸿章在《奏请广方言疏》中的话来说，就是“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后者在江湖上跌打滚爬多年，最大特点是“见便宜就占”，晚清外交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前就曾向两宫太后特别申明：“通事刚八渡（指买办）等人，大半唯利是图，断无忠贞之悃，臣不敢携带。”
洋翻译靠不住，土翻译又太世故，官方外语学校的开设就势在必需了。于是，在洋务派的推动之下，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开馆；紧接着，上海同文馆与广州同文馆于之后两年相继开馆。在上海、广州两地开办同文馆的原因，李鸿章在《奏请广方言疏》中说得也很明白，“惟是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东两口为最”。从1864年开馆，到1905年改为译学馆，广州同文馆存在了数十年之久，成为岭南官办外语教育的一个典型案例。
何宏俊并没有动用家里的关系去广州同文馆，而是以学子的身份准备先去广州同文馆看一看，想看看这时候中国最好的学院是什么样的，在他的印象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京师同文馆了，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是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先设立英文、法文、俄文班，后陆续增设德文、日文班以及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招收学员，最初从八旗儿童中挑选，后来从贡生、举人提高到进士、翰林院编修、检讨等正途出身的京外各官，年龄放宽到30岁，也不专限八旗。学制分三年、五年、八年不等。除汉文外，其他课程均聘外国人教习。该馆还设有印刷所，译印数、理、化、历史、语文等方面书籍。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前后办理20余年，入馆学员约300人。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
广州北大门朝天街，这就是广州同文馆的所在地。何宏俊走了进去，没有听到朗朗读书声，也没有看见几个真正的翻译洋文的读书人，反而是大多数人都拿着四书五经再看，何宏俊越看眉头就皱得越紧，在里面转了一圈，没想到去碰见了一个熟人，这个人就是哈巴安德，随即就走了过去向他打了招呼。
“你好，哈巴安德先生，没想到能够在这里见到你。”何宏俊说道。
“见到你我非常高兴，我是这里的英文教习，虽然这里的学生都不喜欢学习英文，但是这里的报酬，很高。你知道的我很需要钱，我要办我的学校。当然现在是我们的学校。”哈巴安德诚实的说道。
既要培养外语人才，聘请外教当然是重中之重，广州同文馆对此可是不惜重金。根据章程，同文馆给西洋教习开出的报酬是每年1200两银子，另外每年还有近200两的笔墨银，要知道，那时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也不过四五百两银子，再看当时的房价，根据老画报上的买卖个案，三四百两银子都能买一个宅院了。由此可见，西洋教习一年的收入，足够买三四个宅子了。
除了外语，同文馆还十分看重经史子集的学习，这是官方眼里不可逾越的“根本之道”，所以还必须聘请汉语教习。不过，汉语教习的报酬就低多了，每年只有480两，笔墨银也只有48两。但是，把这个数字拿出去比一比，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教习收入高，学生的生活也很优渥。根据同文馆章程，每期均由地方官选择16名资质聪慧的八旗子弟和4名汉人世家子弟，送入学校，学制3年，学成后主要就去各衙门当翻译官。为了吸引生源，同文馆提供了很高的食宿补贴，最初是一个月3两白银，后来一度涨到了12两。学生的食宿补贴，在当时称为“膏火银”，广州同文馆的“膏火银”之多，在全城无出其右。
“我知道，我并没有怪你的意思。我来这里也是想看看这里的学生，还有这里的学习氛围。不过现在我已经看到了。”何宏俊回答道。
“你的感觉怎么样？和我们的那所学校相比，你更喜欢哪一种？”哈巴安德感兴趣的问道。
“我更喜欢我们的那一所学校，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够尽快扩大到那所学校。”何宏俊回答道。和哈巴安德短暂的交流之后，何宏俊就出来了。
何宏俊走出大门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静儿看见少爷从里面出来，不停的摇头，接着就叹了一口气，好奇地问道：“少爷为什么要叹气呢？”
何宏俊苦笑了一下，说道：“没什么，只是心中的期望，被冷水狠狠的浇灭了。”
静儿似懂非懂的问道：“是因为里面的人，学问做得不够好。让少爷很是失望。”
何宏俊不知道怎么回答，想了一会儿，说道：“不是他们的学问不够好，而是他们的学问对我来说，都没什么用。”
静儿迷茫地又问道：“为什么没有用？他们不都是从各地选来的优秀学子吗？”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逢飘尽悲歌气，泥絮招来薄幸名
十有九八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难成，春鸟秋虫自作声”
何宏俊什么都没有说，而是感慨地吟出了一首诗。之后就不在对广州同文馆抱有幻想。而是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既然你们培养不出来人才，那就让我来培养一些。”从此以后，何宏俊加大了对格致书院的投入，使其在以后成为了一所世界一流的学院。
生源既是由官员以“资质聪慧”的标准挑选而来，想来也差不到哪儿去。馆内生活条件又如此优渥，办学数十年，按理至少应该培养出几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来，缘何近代外交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出自同文馆门下呢？
说起来，同文馆没有培养出有历史影响力的人物，肯定与其实用功利的人才培养目标有关。换言之，它原本就是为了培养匠人而存在的，学生有太多的独到见解，反而于朝廷不利。不过，与“实用功利”这一层限制教育进步的天花板相比，人们对科举考试的痴迷是更严重的障碍。就算是同文馆的创办者，也认定经史子集是正学，学习西洋文字乃至火器制造不过是不得已的事情。而入读同文馆的学生，真正对西学有兴趣的并不多见，更多人看重的是“馆内肄业后，可以一体参加乡试”的优惠待遇。要知道，创办者出台这一政策，本是为了增加同文馆对聪明年轻人的吸引力，谁知它倒反而被很多人当成了跳板，所以馆内经常发生学生“只学时文，不习西字”的怪现象。
说起同文馆学子的心路历程，京师同文馆培养出的佼佼者——晚清第一代外交官张德彝的心态倒很能说明问题。张德彝在近代外交史上并无太大影响，但他一生八次出使外国，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西洋见闻录。不过，在西洋大开眼界的经历，从来就不曾弥补他并非科举正途出身的遗憾，直到老年，他还拿自己当反面教材，叮嘱子孙一定要走科举正道，以免一辈子被人瞧不起。
从京师同文馆里走出来的最优秀者尚且是如此心态，“同文三馆”中的“小弟”——广州同文馆里的学生满心只想着科举考试，外语学习只要应付过去就好，又有什么奇怪呢？而不管投入的经费如何雄厚，条件如何优渥，如果学生没有“我要学”的热情，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也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道理，真值得今天的教育者再三深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