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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一路号啕回到故乡,从悲痛中醒来后,袁世凯很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袁家虽说是个大家族,由于郭太夫人训教有方,全家和睦相处,彼此间自然充满着亲情。何况家中还有他的亲生父母安在,父慰母劝,袁世凯的心情自然也就好了许多。可这并不等于说袁世凯会就此变得老实下来。悲痛过后不久,袁世凯就又恢复了原样,依然玩劣任性。
第二年的春上,堂叔袁保恒回家探亲,见着牛嫂和小世凯孤儿寡母的,甚是心酸。此时的袁保恒已是官拜户部左侍郎,奉旨到陕甘总督左宗棠部办理西征粮台事宜,这次省亲是得到上级批准顺道的。看到牛嫂母子可怜,小世凯无师授读,恐其步入歪道,在征得牛嫂同意后,便把这个玩劣小子带到京城去了。但碍于自身公务繁忙,一到京城,保恒叔就把袁世凯交了另一位叔父袁保龄。并责其严加管束不可懈弛。袁保龄是袁甲三次子,官居内阁中书,平时又不太出差,有的是时间管教这个坏小子。为教育袁世凯读书习文,保恒叔还真甩了血本,他为袁世凯请来“一进士二举人”三个老师:一个是进士张星炳,另两个分别是举人谢廷萱和周文淳。而且保恒叔还给他们三个分了工,张星炳教写字,周文淳教作诗,教八股文的自然就是谢廷萱了。为了教育下一代,保恒叔这种狠手段,恐怕令今人都为之咂舌。
可这有用吗。两位叔父可谓押上血本,三位老师累得呕心带吐血,一场“恶补”下来,回头你再看看,袁世凯依旧在吟诗、作文、写字上无一称是。单这还不算数,令人哭笑两难的是,坏小子书没读好,性意识却萌发极早,一个十五岁小小少年竟学会背着大人逛“八大胡同”了。
保恒叔在写给老家的信中都快哭了:“资份不高,且异动非常,长此可怎么得了啊。”
袁氏家族向以“求官建功,拯救天下”为门楣家训。在那个时候,求官就只有读书这一门子路,不然,耀东祖爷爷也不会读书读得最后把命都读没了。
当时和袁世凯一起来北京读书的还有他的一个本家弟弟,叫袁世绳。这小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比袁世凯也逊色不了哪儿去。负责监管工作的保龄叔朝这一对坏小子开始使起绝招来,他把袁世凯的书桌安置在老师的侧案,把那个袁世绳安置到另一间书房,让这两人没机会挤在一块胡闹。让袁世凯坐在老师旁边,就是让老师眼睛够得着他。光是这样,保龄叔觉得还不够,干脆就连袁世凯晚上的睡处也搬到了老师睡觉房间的隔壁书房里。
两位叔父为了让袁世凯好好读书,以求上进,不可谓不煞费苦心,解数使尽。两位叔父满以为这下总该把这小子圈牢了。不错,人是被圈上了,监督布控得也严实,可圈着人你却圈不住他的心。袁世凯的学业还是不老好,还是写不好那该死的八股文。
“世凯这孩子,真就不是读书料啊!”两位叔父哀叹道。
客观地说,袁世凯在两位叔父严厉看管下,还是学到不少东西。两位叔父期盼着他们这个虎头巴脑的侄儿能在科场上博个功名,尽管心里有点底气不足。
就在这时,一个噩耗打老家传来,这年的11月,袁世凯的亲生父亲袁保中病故。
按照当时政府规定,当官的如果谁死了亲爹老子娘当中的一个,那谁就得“开缺”回家守制三年;生员谁要是死了这二老其中哪一个,那他就得在家守孝三年,这三年还不能参加科考。袁世凯自是不必理会这个。因为他打小就过继给了二叔袁保庆,也是就说他已不再是袁保中的儿子了。自然也就用不着守这个孝了。
1876年秋天,三年一度的乡试到了。袁世凯要回开封考试了。他虽然不喜欢读书,书读得也着实不咋样,这考式还要参加的。想学着祖辈,父辈们那样将来好光宗耀祖,就得走仁途。就这样,袁世凯承受着很大的思想包袱和心理压力下了考场。结果,与考前预料一样,袁世凯落榜了。尽管刷下是早已定局的事,但对少年袁世凯的心灵创伤却是很大的。
儿子考场失败,大大地急坏了牛氏夫人,见着宝贝儿子一付落魄失魂的样子,牛夫人心疼坏了。啥时儿子受过这等委屈啊。她想让儿子尽快从不堪痛苦中能脱颖出来,再说儿子也不老小了,干脆给“宝贝儿”弄个老婆来,叫他高兴高兴。知子莫若母啊。
1876年(光绪二年)腊月,牛夫人的合理建议得到了大伙的一致认同,于是全家上下一齐动起来,于是袁世凯就娶了沈丘县一个财主家女儿于氏当老婆了。
也许牛夫人办事性急了些,这对小新人生活得很不合拍,袁世凯家是书香门第,于老丈人家虽然有几个小钱,可并非读书人家,于小姐打小就没学过文化,目不识丁,没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不大懂得富贵人家规矩礼节,不会夫妻间的浪漫情调。婚后两年夫妻间还算对付,后来还生下了儿子克定。
有一天,袁世凯见于小姐(不,现在该称呼于氏夫人了)喜欢系一条红色的绣花缎子裤带,就跟于氏开玩笑说,看你这打扮,倒象个“马班子”(当地土话,窑姐),于氏一听,立马翻脸回敬,说俺不是“马班子”,俺有姥姥家(意思是说俺是有娘家的人,明媒正娶,不是没娘养的姨太太)。袁世凯的生母原为姨太太,后来才扶为继室。袁世凯认为于氏这是在揭他的短处,随一怒之下而去,发誓从此不再与她同房,于氏逐成了主妇“牌位”。
科场、情场两失意,一向优越惯了的袁世凯心里别提多么苦恼。
正好在这时候,袁保恒官升级了,调任刑部左侍郎,成了省部级领导。别看保恒官越当越大,工作越来越繁忙,可保恒叔对这俩爹都没了的侄儿的学业和举业一直很挂心。得知袁世凯秋围不第,搁家生活得又不顺心,便修书给袁世凯,嘱咐他千万不要灰心,不要颓废,前面的路还很长,想要学上头长辈光耀门庭,经史要读的、八股文要做的,下届秋闱还是要秋闱的。
袁世凯接到保恒叔父的信,阅后心里很难过。但他仍在给保恒叔父回信时强调,拟不再以文章博得功名。信是这样写的:
侄世凯敬禀叔父大人侍下。九月二十一日奉到赐示,谆谆告诫,相勖以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并专力于闱艺策论,腹笥既充,下届秋闱传战,定卜夺得锦标矣。捧读之馀,具见勉励之殷,爱矜之切,溢于言表,使侄愧感交并,不知涕泗之何从。侄自少天分不足,素性顽钝,不好读书。稍长,日与庸鄙者处,七窍尽被芳草封塞,旋经益友规诫,稍稍致力于文章词赋间,期年得青一衿,侄不自知侥幸得此寸进,反视学问与功名可猎取而得,无待钻研攻苦者。才能作得儿句时文,以为苏韩可学而至焉;才能吟成几什俚句,以为李杜亦可学而至焉。于是广结文社,按期课艺,欲思尽涤旧染之污,克成袁氏之佳子弟。讵知秋闱不第,锐气为之一挫;操劳而成咯血症,锐气又为之一挫。居常每自窃叹,苍苍者天,何限我以天赋,勒我以学问,若斯之酷耶!再图以文章猎取功名,只恐画饼难以充饥耳。故自闱后返里,意志颓唐,经史子集尽束之高阁,几如祖龙劫后,只字无复寓目。惟日与二三同里少年,驰马试剑,以习武功。侄已逾终军请缨之年,倍切定远从戎之志,至于从青灯黄卷中博取紫袍玉带,则略识之无者,不敢再作此梦想矣。侄之苦衷,如是如是,愿大人留意栽培为幸。肃此谨请万福金安,侄世凯谨禀。
袁世凯在信中既伤感自己有负长辈殷望,又检讨自已读者失之努力,自负且不自量力。可怜巴巴地向保恒叔父诉苦,你看你侄儿读书都读吐血了啊!
袁保恒接信看过并及时回复:
吾侄既不愿从故纸堆中讨生括,决然舍文事而讲武功,拟效班超之投笔从戎,其志非不壮,惜乎遭逢不偶,当此边疆肃靖,四海平安,英雄无用武之地,还当熟读兵书韬略,简练揣摩,一旦机会适至,便可闻鸡而起矣。
袁世凯读罢保恒叔父复寄,心中甚觉苦味,瞧叔父这意思书是非读不可,“栽培”的事半拉字儿不提。不中,看来还须与保恒叔父再行“理论理论”才是,于是又提笔写道:
侄世凯敬复叔父大人侍下。二十五日又接到赐示,蔼然长者之言,诫属确论。惟侄庸愚成性,既不能上马杀贼,又不能下马作露布,徒自临渊羡鱼,空存妄想耳。况近世天演竞争,战事竞尚铁血主义,计谋无所施,勇力不足恃,吾国旧有之《孙武兵法》、《太公战略》等书,几成明日黄花,读之仅能知古而不知今,无补实用。兼之吾国陆军犹守旧制,海军虽尚新法,稍胜于旧有之水师炮艇,而与英美等海军相较,瞠乎其后矣,而各国虎视耽耽,野心来戢,一旦夷氛不靖,竞以兵戎相见,胜败未可逆料也。侄由是主张不观吾国兵书,专阅日本暨德意志之战略,惜乎译本不多,未窥全豹,更慨纸上谈兵,无从实地练习。久拟赴德,西人陆军学校肄业,无如自嗣父作古后,家计艰难,一家之温饱尚属不易,安有多金作游学经费?此愿已成画饼矣。顷奉慈命,使侄来京请安,并乞我叔留意提拔为幸,束装在即,先此禀闻。伏维亮察。侄世凯谨禀。
保恒叔父折信一看,心里笑了,小子耶,不好好读书倒想捞偏门儿。这种“捞偏门儿”思想要不得的,不过袁家今后能够“嗣武有人、亦略欣慰!”但目前仍还是读书为第一重要。思想至此,保恒叔父在回书世凯侄儿信中只说了短短十六个字:
为官入仕,读书为上。速速来京,再作道理。
1877年月,袁世凯再次回到了北京的保恒叔家。当然,这次叔侄见面,袁保恒对袁世凯一番开导教悔是少不了的,开导教悔中保恒叔却发现他这个侄子身子骨好象有些瘦了,人也没了以往张扬,没了以往浮嚣,连点儿亢奋都没有,让人觉着很有些稳贴成熟,甚至还有那么点羞答答的意思。
袁保恒点了点头,嗯,这就对了。
是啊,经历了“双重”打击后的袁世凯较之以前的确稳当了许多,人也学会思索了。好吧,既然保恒叔父一定坚持,做晚辈的又岂可轻拂?袁世凯这次来是下了决心的,一是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喜欢“章句之学”没关系,可以兼学别样嘛,比如《孙子兵法》、《尉缭子》,还有西国军册等;二来保恒、保龄二位叔父官做这么大,来往接触的官宦名流肯定多多,自己可以在他们之间的往来交流过程当中,从这些人身上长点儿见识,学些为官为人之道,说不定自己哪天就用上了(后来还真用上了,用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外,袁世凯他人还有自己的一套歪理儿:叔祖父袁甲三读书只不过读了个四品给事中,尽管袁甲三死时袁世凯才四岁,对这位叔祖父根本就没印象,可这些都是大人们平时讲的呀。还有保恒叔,读书读到尽头也不过当了翰林院的“小编”。他们之所后来扶摇青云,位高权重,还不是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战场上捞来的,尤其保恒叔,由于战场上骁勇善战,杀人有功,不光升高了官位,还被朝廷封为大清国的“伊勒图巴鲁图”。他似乎认准了,枪杆子里面出大官儿。
袁世凯在北京保恒叔家里,一边认真看书学习,一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帮叔父跑腿办事,弄得两个叔父特别满意,保恒叔夸赞之余还给不错的评价:世凯侄儿办事机敏,张弛有度,将来若能为官定是中上美材。
1877年冬,郭太夫人寿终,享年101岁。袁保恒回籍奔丧,正赶上河南一带发生特大旱灾,饥民相食,饿殍遍野。河南巡抚李庆翔因赈灾迟延,被朝廷革职查办。袁保恒丧假期满后,受命到河南府(开封)帮办救灾事宜。
袁保恒去开封时把袁世凯也带了去,目的是要历练历练他。袁世凯果不负望,凡事保恒叔交办的差事,袁世凯件件办得利落漂亮,保恒叔甚是欣喜。当然,袁世凯也从中学到了不少办事经验,长了不少真本事。
次年4月间,袁世凯嗣母牛夫人告病,好像病得还不轻。袁家本是以“孝悌节俭”治家,孝顺的袁世凯便告假辞别了叔父,回到项城老家给她亲爱的嗣母牛氏端汤端药去了。想不到的是,此次暂离竟成了叔侄二人的永诀。
奉命赈灾中,袁保恒摒绝供帐,服食粗粝,协同暂署河南的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通饬所属府、州、县署,详查灾民户口造册上报。他日夜为救灾操劳,连上数折陈述灾情,还亲书求助信件发给全国各省大吏,内容字字泣血,句句蕴泪,可感上天!并写家书要求家人倾尽家财恤救本地灾民。他还亲自步行到各祠庙祈祷。由于经常食无定,袁保恒身心日渐憔悴。
次年4月,豫东一带春雨霖降,他顶风冒雨,不惧秽恶,奔赴各地视察严禁胥吏舞弊,使饥民得到实惠。5月春雨过后,灾区一种可怕的瘟疫——霍乱,正在四处蔓延,袁保恒不顾他人劝阻,决定近日动身再巡一遍灾区,查视春播情况,哪知尚未成行,却不幸染上霍乱。心力体力本已几近衰竭的袁保恒,哪里还承受得住,患病仅只三天,便溘然长逝。
一位朝廷良臣走了,灾民闻讯,无不痛哭流涕。朝廷保奏,追念他的功德,谥号“文诚”,并将袁保恒的事迹撰列在临淮、陈州袁甲三祠内配享。
袁保恒去世后没多久,袁保龄慨然以先兄遗志未尽,河南灾民仍处饥饿死亡中,不顾十数年积累的资历劳绩(作者注:此时袁保龄刚补侍读之缺,而且是特旨即选的知府),呈请开去底缺,辞官归里,办理赈务,他劝家人尽出家财,不够又向人借贷。同时向巡府提出赈灾,善后;兴修水利,置办农耕器具等。在袁保龄的带动下,远尽富绅闻风相助,救活不少饥民男女。巡府有感于此,上奏他的事迹,朝廷奖其以道员既选,加三品衔。到此处,有人可能会这样妾想,兄弟俩这般玩命,莫非赈灾也会赈上瘾来不成?
要想解开这个疑问,其实并不难;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淮宁(今河南淮阳)发生灾荒,我们的郭老太太当时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就帮着家里人做些煮粥、缝衣等济贫的事。嫁到袁家,特别袁家兴旺发达后,家虽富有了,但在郭老太戒满持盈的教育下,一直以崇俭黜华为家训,从不肆意挥霍浪费。在家乡居住的人,均穿布衣,孩童不准穿皮衣。袁甲三的继室过门以后,看到这种情况,也去掉繁华,敦尚朴素,换上了荆钗布裙,对甲三说:“节用是我家法,何况母亲茹苦半生,尚爱惜物力,我有何德而享奢华?尚居官不俭,怎能廉法?岂能以用度不谨,有累夫子清德?”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黄河在中牟决口,波及项城,田庐尽淹,许多人流离失所。郭老太太命家人向族邻发散米粥,达数月之久。许多人因此保住了命。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河南大旱,袁甲三带头捐献两千两银子,同时倡导在京的河南同乡捐款,赈济灾民。
1859年(咸丰九年),江南借杭州贡院举行乡试,不少良士因道远不资前往,袁甲三均资助盛行。
类似善义之举,事不胜书,如此慈善大家里走出的朝廷官员,又有“求官建功,拯救天下”家训门楣安在,敢不惜以身驱,勤政爱惜乎!
至于后来,袁家又怎地会出了个袁世凯这么个“败家”玩艺儿,普通的解释给上一百个不管用,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伪君子假学者,对此也只能是胡诌几句便为作罢。真要诸多解释都无法解释得令人信服,那就只有一种解释是可能的,那就是“天性”二字。
当正在家中侍候嗣母牛氏尽孝的袁世凯得到叔父染病的传信后,便一刻不停地赶往开封。上天无眼啊!就在他赶回开封的路上,保恒叔父已经撒手人寰,连和叔父见上一眼说上最后一句话都没有。袁世凯到了开封看到保龄叔的灵柩,几乎伤悲欲绝,叔侄感情笃厚,袁世凯扑跪在灵前只哭得瞬时天昏地暗!
等到保龄叔父和保恒叔父之子袁世勋赶来开封,三人一起料理完袁保恒的后事。保恒叔父的逝世,袁世凯顿感天塌一般。叔父人不在了,自己还待在开封干什么呢。茫然无所依靠的袁世凯,就又回到项城老家。
虽然袁氏家族是大家族,有钱有势,可这大家族也自有它的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郭太夫人健在时,举家上下尚能同心协力,恪守家法,维持着五世同堂风光局面。随着甲三、树三、风三、重三四个儿子相继辞世离去,后接着保庆、保中、保恒三个孙子又一一离去,如今郭太夫人也一走了之了,袁氏族中开始矛盾显现,渐渐纷争不断。加上早年家族中年龄较长的保恒和保龄长年为官在外,家中缺少权威,“保”字辈无人管教,相互不服,且多不长进。此时袁家已是“人人坐食,而兼习嗜好,”甚至有人背地里竟抽起了“大烟”。长此以往,袁家人岂不个个都将沦为废人,坐吃山空,袁家最终将是败家败业!
最早察觉到这一点的是袁保龄。
袁保龄考虑到自己和兄长保恒长年居官在外,家中出现这样局面,是谁也不愿看到的,可事实又明显摆放在那儿,想好好问管下无奈鞭长莫及,欲以置之不理却又于心不忍。他书信与袁保恒商量,仿效古时传下的计口授田办法,将袁家所有田产分为十二股,按“保”字辈十位兄弟每人分得一股,只可自行经营自主收支,不准典押外人。袁保恒、袁保龄所分两股归郭夫人经营,余下两股也由郭太夫人经管,作公中应酬和祭祀之用。哪曾想计划尚未实施,先是郭太夫人归天,接下保恒兄长亡故。眼看家里矛盾云涌,家中又找不出个象样的人管束,情之所急,兄弟不得不提前各自分家,至此袁氏家族——这个延续不到百年的大家庭终于解体了。
这年是1878年。
也就是在这一年,大清国的“小弟”所管辖的那块地盘上,开始闹起了“乱子”,好像还很蔓延。据听闻,“乱子”闹得比1875年“尉山”那次严重好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