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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头顶着“监国”的帽子，背后又有李爵爷给他顶紧着腰杆子，自是有恃无恐，在朝鲜这块不大的地儿上，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对朝鲜人变得更加颐使气指，横加责难，对外国驻朝领使人稍有不满发立刻发飚，这让袁“总理”很是扬眉吐气，舒展心胸了一阵子。
然刚刚过罢1886年春节，来自各路的麻烦棘手之事，便接踵而至，很够袁“总理”足足喝上一壶。
正月还没过完，日人驻朝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就发来了致函，请袁世凯协调解决日人与朝鲜政府交涉架设汉城至釜山的电线问题，说起来这件事还是上一茬领导班子遗留下来的问题。
去年7月17日，陈允颐代表天津电报局督办盛宣怀与朝鲜外府督办金允植共同签订了一个《中国代办朝鲜陆路合同》，又叫《中朝电线条约》。该条约明确规定；由中国借款十万两给朝鲜，架设由奉天凤凰城经朝鲜新义州直达汉城的陆路电报线。自通电报之日起五年后，由朝鲜政府分二十年每年归还二千两，不计利息，二十年内不准他国政府及各国公司在朝鲜地面海滨代设电线，致侵本国之事权及损华电局之利益。《中朝电线条约》的签订，在日人国内立刻引起一场大的噪动，认为这是清朝政府垄断朝鲜电政的滥觞。日人政府便以朝鲜方面违反《日朝海底电线条约》为由，向朝鲜政府提出抗议，并且要求朝鲜政府允许由日人另铺设一个从汉城到釜山的长线。
袁世凯很快便识破了日人提出这一要求的真实意图所在，即日人提出架设这条长线完全是出于政治利益上的考虑，意在加强对朝鲜政治中心汉城的控制。对此，袁世凯迅速作出反应，在汉城至釜山线路的架设及管理权上与日人展开了周旋和争夺。
袁世凯先是鼓动朝鲜政府对日人的抗议予以驳斥，继而指使闵泳翊、金允植代表政府与日人签订《日朝海底电线条约续约》，在《续约》第二款增补了“任朝鲜政府自行架设”这一条，很为清国今后代办朝鲜电政留下了伏笔。接着袁世凯不顾日、美两国的反对，以经济要助的手段又逼使朝鲜与大清于1886年6月日签订了《中国代办朝鲜陆路电线条约续约》。该《续约》不光是明确规定汉城到釜山的电线“一切局务仍由华员主持，”同时又再次重申了《中朝电线条约》中有关“二十年之内朝鲜政府有欲扩充添设之处，必须仍有华电局承办”的要义。彻底断了日人想要插手汉城至釜山电线架设的念想。
日人本来是想指望袁世凯能在这件事上帮个忙，哪料袁世凯竟然来了个“白”吃“黑”，日人简直把袁世凯狠透了。
紧接下来，袁世凯在驻汉城总署之外所新开设的仁川分署，釜山分署，元山分署以及后来又增添的龙山分署相继开张运营，运营得还很红火。
袁世凯一手完全操纵朝鲜的电政代办权，一手紧抓着汉城、仁川、釜山、元山及龙山等朝鲜五大通商口岸管理权，不仅为当时的大清国和清朝商人利益的扩大通商贸易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政治和战略方面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上任伊始，袁世凯接连打出的两大“组合拳”，很令一些驻朝外国公使大为惊恐和不安，其中美国人都急红眼了，你袁世凯这么搞有意思吗，这么搞可比跑马圈地还狠呐，噢袁，五大通商口岸你拎手里了，电政也被你全攥紧了，好东西全让你搞定干完了，那我们美国人该干什么呢？你想叫我们美国人跑去长白山那冷死人的地方去挖高丽参吗？噢，天！
特别是日人，得知袁世凯在朝鲜的以上种种行为，朝野上下，一片恐慌，多次召开议会进行讨论。激进分子说：袁世凯的种种举动，势必吞并三韩，我们日人不可以坐视不理。现在我日人想揽点工程干干都生生被他搅黄了，以后的事就甭想了。我们应该给予严重警告，任其依然我行我素，不理不睬，那么日清两国必然兵戎相见。保守主义者则以为不可以这样，袁世凯是不守外交规矩的人，甲申事件就是他自作主张，先兵后请，所以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未必就是政府的意思。甫入朝鲜袁世凯就公开亮剑，到处发飚，说明他手中有牌在握，倘我日人冒然出兵相逼，岂不正中下怀？况且，现在朝鲜正视我为敌，局势于我很不利。加上我日人才搞完体制改革，内政待稳，国库银子不丰，轻易言兵，必伤国本。最好的办法是按照伊藤首相、井上外务卿的办法，把袁世凯请来，好吃好喝地招待，哪好玩引他到哪儿去，施以拢络手段，兴许日后袁世凯就能为咱日人在朝鲜搞点小“小工程”干干也是可能的。
其实在邀请袁世凯赴日访谈这件事上，日人外务卿井上馨早就有了美好愿望，并在去年6月初就与驻日公使徐承祖有过这方面的交流，说陈树棠这个人“中厚有余，才智不足，似宜更换敏决之员为妥。如贵国更换新员，请嘱其来我国一行，一则贵公使得以指援机宜，一则可与彼面谈，使彼知我用之意。”可是不知道日人哪根神经出了毛病，在与徐承祖谈完后，井上馨又弄巧成拙地向李鸿章建议让徐承祖兼任驻朝委员，驻日使馆参赞领事驻朝，仍受徐公使管辖。结果被李鸿章很不客气地一口回绝。李鸿章认为驻朝委员这样一关系重大的职位，却由驻日公使兼管，这很不合中朝宗属体制，而且筛遍驻日使馆每一个人头儿，也拎不出一个有能力可压服属邦人心的，更重要的是李鸿章甚至怀疑井上馨此举有暗助徐承祖兼管朝事之嫌，这很是犯了李鸿章之大忌，北洋之事岂可任由他人轻易插手？
现在日人认为达到“美好愿望”的时刻来到了，一是日人保守派在议会上占了上风，伊藤博文于今年4月当上了首相；二则大清驻朝大员已经上位，而且还升格了呢，令日人哭笑不得的是，上任之人竟还是老冤家袁世凯，这家伙不但心狠手辣屌得很，且还是个荤素不吃的家伙。日人认为这下麻烦大了，邀请袁世凯来东京会晤已成眼下当务之急，工作上的重中之重。日人先是由井上馨外务卿会晤驻日公使徐承祖，表示“欲与清国结好，愿联络朝鲜。愿望现驻朝之袁世凯至东京一晤，而商清、日、朝和局。”紧接着又命令日人驻天津领事椱本武扬面谒李鸿章提出同样意思的要求。李鸿章说“这是好事儿呀”！于是李鸿章函告总理衙门，说：盖初派袁赴朝时，日廷啧有烦言，谓彼曾带队在韩击败日兵者，显非睦谊，但今则袁某才识可倚，绝无他虞，日廷探知袁驻韩办理各事，均甚妥洽，又求赴日联合，似可借释前嫌。同时李鸿章答应椱本武扬，“少迟即行。”
两天后，袁世凯接到李鸿章的电报，电报里说：贼娘的你真好运气，刚好日人“樱花7日”来临之际，日人就请你东京一游。好事啊，去吧去吧。不过老子警告你，到了那里别尽净光想着“寻花”，“摘花”，耽误了清日友好之大事。当然啦，人年轻时谁不喜“那一口”，你最好是工作“寻花”两不耽误。切记切记。
1886年4月初，袁世凯由日人驻朝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陪作，乘日轮“千岁丸”号来到东京，日人首相伊藤博文与井上馨外务卿分别接见了他。在接下几天，日人好像并不忙于洽谈正事，只由井上馨陪同袁世凯每天大吃大嚼，到处玩乐。袁世凯见日人每日里总是将他往花天酒发的地儿领，正事绝口不提一字，心里好生纳闷儿？随又一想，管他呢，反正老子前些日子工作也够紧张的，正好放松放松，至于日人想晤谈什么，到时候老子见招拆招就是。于是袁世凯就任由井上馨摆布，白天甩开腮帮子尽吃尽喝，吃不尽的丰盛美食，喝不完的名美青酒。井上馨见袁世凯这么吃下去担心会造成其营养过剩，晚上就领着袁世凯去到东京最有名的新桥红灯区找小姐，玩了几回高档的“樱花”后，井上馨觉得还不够尽地主之谊，又特意安排专程去了一趟下关，让袁世凯在下关青楼尽情品尝一番颇具日人乡土风情的地方“樱花。”好一阵子下来，搞得袁世凯都有点“乐不思蜀”了。
袁世凯见每天总那么几道菜，“樱花7日”已进入凋零期而鲜艳不在，就觉着有些腻了，心说，妈的，日人这小地方真不经玩儿。袁世凯就对井上馨说：老井，你们叫我来不是想要晤谈吗，那就晤谈吧。
对于这次晤谈，仅从参加人员上就可以看出日人对此次晤谈的重视程度，有内阁总理、外务卿，还有诸多内阁大臣，而袁世凯只带了两个随员，一位汉城公署日文翻译张光甫，另一位是从釜山分署临时调用的日文翻译徐家穗。双方晤谈的结果是没结果，因为双方并没达成什么协议，只是日人单方向袁世凯提了十二条设想性的意见，由于日人至今一直捂着不解密，对于“十二条”内容外界只知道个大约。大约是：日人奉劝袁世凯今后不要过于干涉朝鲜的内政外交，这会影响朝鲜人头脑的正常思维和决策，阁下可劝他们对内搞点改革，对外搞活经济，以图国家自强不息。日清两国本是一脉相传的本家，看在同烧一炉香的份上应该抱在一团，共同帮助朝鲜迈向繁荣富强的明天，万一哪天果真把朝鲜折腾没了，对日清两国都没什么好处，日清两国要是都争抢着吞并朝鲜，其结果只能让西方列强藉以口实，乘机捞取便宜。
对于日人之“良苦忠告”，袁世凯当面好好好，是是是，可等回到了朝鲜，对于日人之“良苦忠告”早就耳边飞飞了，依旧我行我索，该干啥还只管干啥。“东京一晤”日人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几许无奈下，心里有说不出的苦。
袁世凯前脚刚踏进朝鲜，后脚德尼也跟着到了。德尼是美国人，前些天李鸿章曾专门来信，嘱咐袁世凯，叫他跟国王李熙协商一下，把这个人放在朝鲜政府某个重要部门，协助朝鲜政府工作，当然这也是应了朝鲜方面的要求。李熙这次显得很大方，一步到位地给德尼弄了俩头衔，协办内务府兼外务衙门掌交司堂上，内政外交均可参议。当然，这也是袁世凯心里所希望得到的。
德尼的事情定下来了，袁世凯心里正高兴着里，突然一个莫大消息传来，朝鲜外署督办金允植被逮捕了。袁世凯听了惊诧地“啊”了一声，半天没合上嘴巴。这个坏消息来得实在太过突兀，简直令人猝不及防。
趁着袁世凯嘴还没合上，还是先介绍一下金允植这个人物，因为他不光是与袁世凯私交笃厚的朋友，而且他还是维系中朝宗藩关系的重要人物。
金允植，字洵卿，号云养，是朝鲜近代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清道光十五年（18年，朝鲜宪宗元年）十月初三日，金允植出生于朝鲜汉城的一个官宦世家，是领议政金士育的九世孙，父亲是赠吏曹书判，左赞成金益泰。金允植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学教育，潜心研读中国历代经史子集。1881年，金允植以领选使之职率从事官尹泰骏等8人出使清国，并常驻天津学习洋务。188年壬午兵变时，坐清国运兵船“日新”号回到朝鲜，就是在这条船上，金允植结识了随吴长庆率兵前往朝鲜平定壬午兵乱的袁世凯。当时两人一见如故，攀谈许久，金允植对袁世凯称赞有加，说袁世凯“为人乐易英俊，有壮志。自言少不喜读书，留心兵事。仆从数十人，皆武艺精熟，谨受节制。论我国事，亦通达无碍，令人惊叹。”从此与金允植和袁世凯结为忘年之交，金允植从未批评过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反而认为朝鲜正需要袁世凯这种敢作敢为的青年。他们之间的联系一直维护到袁世凯去世。
好大一会儿，袁世凯张开的大口这才总算合上。对金允植突遭逮捕，令袁世凯感到十分震惊，立刻意思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袁世凯知道，由于金允植事大思想浓厚，在外署督办任上一直推行亲清外交，事事听袁世凯吩咐，这很令诸闵不满，令诸臣怀恨在心，欲以除之而后快。但此次金允植的被捕并非个案，无独有偶，早在前些时间，已有金允植手下问议官鱼允中以事忤领议政沈舜泽被罢黜，另一事大人物外署协办卞元圭亦因弹劾闵应植，被削职流放。袁世凯当时已经意思到了朝鲜政府动向是“群小持政，贿赂公行，疑忌百出，又欲尽除廷臣及华党。”对于“群小”所施放的排诉大清这一信息，还未等袁世凯作出积极反应，“群小”们这就动手了。
袁世凯很快探明了实因，是诸闵中的闵泳涣、闵泳韶等嗾使人借弹劾“甲申政变”中的可疑大臣为名而策划的大整肃，这其中就牵涉到了金允植和鱼允中，罪名是两人掩埋开化党人朴泳孝的父亲，将予从逆论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由于事关重大，非已一人行动所能阻止得了，袁世凯立即飞电李鸿章，说明事情经由，请李鸿章直接电谕朝鲜国王李熙让金允植仍留职外署。与此同时，袁世凯又紧急致书朝鲜内署，尽管对袁世凯来说，干什么都是“这比写文章容易多了吗！”但他还是强难地将信写了洋洋一大篇：
敬启者。顷送信外署商议公事差弁回称，金督办出城，弟闻之深为诧异。细为查访，知有人弹劾金云养、鱼一斋葛于甲申冬埋葬朴泳孝之父，即指为逆党，将以治罪，故出城候。若在他，弟固未深悉，亦不敢妄谈。至金、鱼二人，弟与相交最久，相知最深，有不得不为一言者矣。壬午之事，金、鱼二人适在天津，痛哭乞师，同来戡乱，弟与同舟，深知匡助，至今思之，犹堪敬佩。其一片孤忠，不避艰险，弟所目睹，安能不为二人惜哉！甲申之变，金在弟营中详商赴援，尚无贻误。殿下尚未蒙尘，宗社转危为安，弟也不至陨越贻羞者，金之力也。且乱后金秉公忠，手撰诛贼之文，孜诘日使之书，与弟同商，调护扶持，不遗余力，寝食俱废者一月有系，颇著劳勚。乞今宗社奠安，好言之士逞其利口，弹劾功臣，当危乱之时，何为伏在区隅，贪生畏死，未闻建正名论，撰诛贼之文，遣日使之书，而甘为是默默耶？窃为此人不取也。鱼君当井上（井上馨）谒殿时，犹涶骂日使，风骨凛然。今之立言者，彼此不知何在耶？至谓金、鱼埋葬朴泳孝之父，当拟以罪，弟深为不解。夫朴泳孝，贼也；而其父如与同谋，即粉身碎骨，何足深惜。其父年逾八旬，不能听饿至死，金、鱼怜其老而因子不孝死于非命，使人掩埋，亦人情之常。且彼时朴泳孝之父，弟适领兵在宫中保护，金、鱼二人曾向弟商之，弟许以为可。不图二人竟因此事致蹈法网，弟闻之所为恻然难安者也。夫黥布哭彭越，蔡邕泫董卓，古人犹且嘉之，况朴泳孝为越、卓，而其父并非越、卓。纵欲加二人之罪，又何足以收服人心？将人之有功于殿者，岂不寒心也哉？为今之计，亟宜亲信中良，屏逐谗佞，以期挽回时局而收服人心。今竟如此，尚可望乎？弟不能如人之幸灾乐祸，坐视颠危，故痛切言之。回忆去冬来津时，尤奉傅相（作者注：李鸿章）谆口面谕，恐金、鱼见害于他人，须极力保护，留此中良，以持大局。乃二人者不害于彼而害于此，不遭害于甲申而遭害于今日，实为人意料所不及者也。今日之进言者，安知非金玉钧、朴泳孝之流，而藉以激成事变，希图取利者乎？倘或托名清流，妄肆讥劾，期炫时人之耳目，不顾大局之安危，居心险诈，莫此为甚，似亦宜治其重典，庶足警佞邪而快人心。且清流排挤，立党攻讦，乱世之所尚，盛世所当诛，弟甚期贵邦之跻于盛世，而不愿见此清流也。金、鱼二人，弟即奉傅相保护之谕，遭此不测，不能不据实电达。尚乞迅速奏明殿下核示，以便即日电禀傅相。如阁下或有碍难之处，乞即奏明，弟将于日内诣请示遵。递拙直性成，语过激烈，尚乞鉴涵。
不想袁世凯将此信派专人送达朝鲜内署后，都两天过去了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更奇怪的是李鸿章也未回复个一纸半字？
原来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飞电，立即呈报了总理衙门，清廷对于朝鲜政府这种妄听谗言，排清自立的行为虽然十分不满，但又不愿如袁世凯所请，仅为罢黜一臣而遽兴师问罪。因此谕令李鸿章选派要员前往查访，或由李鸿章劝导国王李熙。而李鸿章生怕这样做会引起朝鲜的疑忌，不愿派员查访，也不愿再作进一步的干预，任由袁世凯个人去处理。其实，袁世凯这里也很快就料到了李爵爷不回电是什么意思了。“天下知我者李中堂也，而天下知李中堂者，恐怕也只有我袁世凯了。”
袁世凯曾经这般地吹牛过。
可是小李国王又是怎么回事呢？我袁世凯又是“三哭殿”，又是“痛说革命家史”地白费力了？袁某人的话不好使了？还别说，袁世凯这番“哭说”还真白哭了。他只晓得金允植的被捕，是因为和鱼允中两人埋葬朴泳孝的父亲，但却不知其只是个表面口实，其真正的原因是甲申政变之后，金允植曾为国王李熙撰拟罪已诏，这让小李国王很是耿耿于怀；而诸闵则一直对当年金允植弹劾闵台镐的旧案怀恨在心。至于诸戚中之佞臣小人，则对金允植所管辖外署时时事事为袁世凯所操纵，更是狠入骨髓。这些人经常暗地里阴在一堆不知道想了多少个招，总想把金允植除掉，可是一来总也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二来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惧怕大清诘责干涉。于是他们先是分别罢黜了鱼允中，流放了卞元圭这两人事大党人，看看大清是什么反应，结果是大清没反应，没反应的原因是袁世凯刚刚上任，事务繁多，实则无暇顾及得上。朝鲜见大清很“麻木”，于是便放开了胆子，逮起了金允植且要以“从犯”论处。而对于袁世凯打出的“感情牌”根本不予理会。
到了第三天，袁世凯见朝鲜方面仍然没个回话，心中怒火忽地腾起，高声骂道：反了你们了。当老子何许人也！说罢便直接打上门。
在王宫，当着李熙、闵妃及诸大臣面，袁世凯疾声直呼：论及功劳与资格，诸大臣中金云养已是仅存硕果；论及公忠体国，你们当中哪一个及得上金云养？他的去留，关乎贵国安危，事牵宗藩大体。换作他人我们或许可以不管，惟金云养却断无不管之理。今天我的话不好使，而明天李中堂的话也同样不好使了，这大有无视宗主与属国秩序之嫌，照此下去，以后贵国可就麻烦多多了。
经过袁世凯一番威逼利诱和直接干预下，最终朝鲜方面答应金允植仍留外署督办任上。可是金允植却不敢去赴任，害怕再招祸端。朝鲜就让徐相雨暂时署理，金允植被悬在了那儿。这让袁世凯很为难而心却不甘。然而，正当他左右思策，一时踌躇不定时，天津督府接到驻日公使徐承祖密电，称有8帆船来历不明的军火正在运往仁川。李鸿章立刻令袁世凯转饬朝鲜拦截搜查。袁世凯当即意思到，这一定是逃亡日人的开化党徒金玉均所为，并报告李鸿章，日人现有“金刚”号兵船停泊在仁川，舰上有水兵00多名，须防其诡谋。
而这时在朝鲜官员中开始出现传言，并很快传遍了汉城，风传金玉钧联合日本浪人，将率几千人先进攻江华，然后进攻汉城，一时搅得人心惶惶，骚动不已，如临大敌。朝鲜国王李熙本就胆小，得知这一消息。更加惶然不知所措。连忙派人请袁世凯前来商议，请大清速速派兵镇抚。袁世凯一面安慰小李国王，一方面电请李鸿章添派兵舰严密巡视朝鲜海口。墩促朝鲜政府向日人驻朝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发出照会，历数金玉钧之累累罪行，要求将其拘拿，引渡朝鲜，以绝乱根。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将自己近期在朝鲜所遇到的一系列事情，写信告诉给了叔父袁保龄。
其实在此事发生之前，袁保龄就曾担心日人会否因为《中朝电线条约续约》和《日清海底电线条约续约》的谈判一事，或故意滋事进行武装挑衅，或怂恿流亡日人的开化党人金玉均暗中捣乱。所以当一接到袁世凯请求派兵舰巡视朝鲜各海口的电报，袁保龄就立即协助李鸿章调兵遣将，一面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两艘兵船前往朝鲜各海口巡视，一面派出00多名精兵迅速进入朝鲜以防难之事发生。不过为了掩人耳目，避免日人猜疑，这00多士兵在陈允颐安排下，全部装扮成架设工和查线工。
可当这一调动整齐后，却传来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消息，日人驻朝公使代理高平小五郎复照里说，根据《天津条约》日人政府是不会出兵朝鲜的，也无意将金玉均逮捕引渡朝鲜，至于金玉均联合日本浪人率几千人进攻江华之事，完全是金玉均故意放出的紧张空气，云云。
一切弄明了，丁汝昌率两艘兵舰返回旅顺军港，00多名精兵也被撤回国内。一场虚惊过后，弥漫在朝鲜上空的紧张气氛也随之渐渐退去。
瞧这小半年过的，把个袁“总理”累得的确够呛。就在袁世凯刚要伸展下胳膊腿儿，想好好喘息一下的时候，他妈的，又出大事了。
一场虚惊平定下来之后，袁世凯又开始活动金允植的事情，总把老金吊在半空中也不个事儿。袁世凯便分别去找英国驻朝代理总领事贝德禄，日人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晤商，欲借外交团队的力量力挺金允植。袁世凯知道金允植不仅精通汉字，而且颇擅外交，尤其在朝鲜外署督办任上这二年，各国驻朝领使对其印象颇佳，更与日人驻朝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过从甚密。可遗憾的事，这两人听了袁世凯的倡导，除了对金允植所处境地深表同情外，并不想去干涉这件事。不过，袁世凯还是很能够理解他们的，但凡一个国家的驻外使节，都是这个国家在所驻国维护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其神圣职责就是，关乎国家利益的事争得一分得益一分，而象这种费力得罪人的事则能少一事就比多一事的好。
看来各条路都难行通了，于是袁世凯使出最后一招（事后看来也是最烂的一招），急电天津催促闵泳翊回国，使其“切谏”亦即直言极谏国王李熙，再次起用金允植。
然而闵泳翊回来后，事情虽但没办成，这个闵泳翊还给袁世凯惹来了一个天大的麻烦。
1886年7月5日这天深夜，闵泳翊紧急秘访袁世凯。袁世凯见其不似前日来访那样风光洒脱，而是神色慌张，满面愁容，心里不免一惊。
袁世凯忙问：阁下连夜急访，发生什么事了？
闵泳翊拖着哭脸地说：在今天的王廷会议上，国王和王妃听信群小谗言，朝鲜又准备与俄国签订保护条约。我知道这件事事关贵我两国大体，签约若成事实，大局决裂，敝邦则危矣。请阁下速禀李中堂，力挽危势。
袁世凯听了，大吃一惊，说：既然要签订，这么说也就是已经有了该条约的正式文本了？
闵泳翊：有。是一份送俄文凭。
袁世凯说：最好能将这件文凭搞过来。
闵泳翊说：这恐怕很难，弄个小抄还可以。
袁世凯说：那就小抄吧。
送走闵泳翊后，袁世凯对此事似乎半信半疑，心里嘀咕着道，不可能呀，这事儿去年不就过去了吗？今儿个这咋又冒出来了呢？这谁又他妈的从中捣鬼了啊？
但是袁世凯还是将这一情况立即电告李鸿章：
顷得闵泳翊密告，韩王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深以为耻。二十余群小因而附和，蛊惑日深。近派人至俄使韦贝处密约，求俄相助，保护自主独立，与天下各国皆平等，巨文岛亦求俄助韩防英。俄使因而愚之，欲要盖印国玺文凭为准，泳翊苦谏不入，孤掌难鸣，大局将从此决裂等话。泳翊词意追急，求凯电禀钧前，速设法挽回。或已予俄公文，亦未可知。惟朝廷谬妄，致死不悔，忠言难入，乞早筹备，以免落俄之后。
到了8月6日，袁世凯见好多些天了，闵泳翊竟不见了人影儿。不免有些着急起来。因为他心里一直在惦记那件“送俄文凭”，于是忙派人把闵泳翊请来，。
闵泳翊很快便被请到了公署，见到袁世凯，立刻从怀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袁世凯，说，这是我照实抄写的送俄文凭，原件上钤有“国宝”，沈舜泽三字上盖着沈之红印。另据知情人透露，近几天可能就要派人送去俄国公使韦贝那里。大哥呀，干这事兄弟我可是冒着死的风险干的，还不都是为了宗藩大体吗？但兄弟我还是想在这世上多逗留些日子，拜托阁下务必转请李中堂，千万不要说是我告的密，否则吾命休矣。
袁世凯见闵泳翊浑身颤抖，说话发出的都是抖音儿，知道这个比自己仅小一岁的老弟被事儿吓坏了。忙连安慰他说，老弟台请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闵泳翊起身走了。
袁世凯从桌子上拿起闵泳翊带来的那送俄文凭抄件，打开看着：
密启者，敝邦偏在一隅，虽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于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前改制，永不受他国辖制，惟不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国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谒加保护，永远勿违。我大君主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来协，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实深景仰于贵国也。
肃此仰布，统希雅鉴。敬颂勋安！
大朝鲜开国四百九十五年丙戌七月日（“国宝”）
奉敕内务总理大臣沈舜泽（沈印）致大俄国钦命大臣韦阁下
袁世凯阅后“啪”一掌拍在桌上，“谬妄至极，简直是找死！
第二天，袁世凯怒火依然未熄，他要给国王李熙和闵妃上手段了。尽管这件事并无突出迹象显现，袁世凯也决心凭着手中仅有这份“抄件”把活做大。不以此狠心手段，不足以彻底制服这对“姐弟组合。”袁世凯向李鸿章连着发报，而且每电都足以将国王李熙和闵妃电个半死。
闵泳翊各语，已详前电。顷又来云，王首倡意，群小附之，蓄意已深，牢不可破。如拂之不但为王所疏，必为群小所害，徒死无益。不如阳顺联俄，阴密通华，庶可扫除群小。有些变后，或可奠安社稷。求俄保护似已送过，云云。凯管见韩纵送文凭于俄，俄兵未必速来，不如待其联之举暴露，先派水师稍载陆兵，奉旨迅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贤者。次以重兵继渡，俄见我先入韩，已易新君，或可息事。若待俄兵先入，恐难措手。凯庸愚浅陋，无能补救，苟有一得，未敢雍于上闻。
此电刚发出去，又有驻汉城电报局委员陈同书前来报告说，俄驻朝公使韦贝有个长电发往国内，不知内容，但似有可疑。袁世凯当即告诉陈同书说，电报先扣在那不发，俄人若问，你就说电报线出了故障。稍顷，袁世凯又发了一封电报给李鸿章。
顷电局陈令面称，有俄使寄该国长电，不知何事，因线断未发。当即招泳翊至，诘问再三。翊云李中堂如告人，翊必先死。中国问罪韩王，我无以对吾君。凯至再开导云，必求中堂秘密，亦不问王罪，不过群小耳。翊始偷公文附本送奉，并呈宪鉴。
又是两天过去了，袁世凯连发了三封电报，不见有任何回音，有点着急了，就再一次发报给李鸿章，除却建言，内里颇有催促的味道：
俄久欲在亚洲觅一水师出路，韩有此举，俄喜出望外。而不甘心者，英与倭耳。可否乞速大员核办？并密商英使，派水师帮巡海面，嘱倭不可因华动而妄动。宪意如何办理，乞密示，以便密谋英、倭，联络一气。
接着，紧随前电，袁世凯又发生了第五封电报：
俄使韦贝及韩廷尚不知中国已查觉，意欲待俄兵来，再明告各国，与华平行。窃揣此时俄意，不过愚弄韩人，欲先得一海口，而得图吞并。如华出其不意，先发速办，则事易了结。迟则俄必纠缠，纵可挽回而韩难完全。明日有倭商船开往烟台，俄前电虽因线未修好，未曾发寄，兹必由烟台寄回，调驻亚兵船来仁川，以壮韩胆。现西人纷议俄将有兵来韩，东方不久必有战事。查此语系俄使慰藉韩之群小，以致传出，必无大兵东渡也。
十几天里李鸿章连着收到袁世凯五封电报，对于袁世凯面临突发重大事件能够作出快速反应，以及紧急制定应变步骤和筹划大局的能力，李鸿章很为赞赏。而对于废掉国王，另立新君一说，李鸿章显得十分谨慎，牵一线而动全局，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实不可轻易冒行此举。
所以当接到袁世凯的第一封电报时，李鸿章当天就电饬清驻俄公使刘瑞芳：
顷驻朝鲜袁世凯密电，朝政府求俄保护，已送密函请韦贝转达俄廷，允派兵船来助。韩为华数千年属邦，天下皆知，俄华素好，望密探商俄勿受此文，韩无事，尤勿派兵为要。
待到连着接到第五封时，李鸿章立刻采取行动，一面电令北洋水师集结待命，一面商请总理衙门代奏清廷，奏章如下：
连接袁守世凯密电，言朝鲜奸党私送信于俄使韦贝，请俄保护。并欲与各国一律平行，如他国有所来协，请俄派兵相助等语。俄使韦贝必将此函电达俄廷，想俄廷未必拒而不受。即此时碍于中国和谊，未便先发，必隐留此案为将来吞并之计。鸿章于此事熟思审处，诚如前日钧谕，既难无题作文，又虑棋著落后。今事虽秘密，机缄已露，碍难迁就。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但由中国派兵往办，显系拒保护，而各国疑忌更多，口舌愈大。现拟派前管朝鲜电报陈守允颐驰往朝鲜，以查看电线为名，密与袁守世凯及其国大院君李昰应筹商一切。如果李昰应有诛乱党之力，即届其一面正名诛除群小，一面电报北洋，由鸿章相机酌办。仍查照上年日本约款，令徐承祖知照该国外部，再派兵东渡，以资镇慑。应否简派使臣，至废立之事，须俟察看情形，请旨定夺。苟李昰应能自诛乱党，应由袁守密嘱其小心防维，勿伤各国。英、俄、倭闻韩有内乱，必派兵船前往巡护。俄、倭甚或派陆兵登岸，第我兵闻乱即至，先扎王京，彼亦莫如之何，不敢谓我师出无名也。且英、倭必不愿俄人保护，似不至与我为难。俄人虽有不乐之隐，亦不能怪我多事，与我开衅。即或纠缠不已，将来或巨文岛故事，亦欲占永兴湾，或与中国共立保护之约，然不能使中国此时认奸党一信为保护的依据，而步法越后尘也。惟是事机变迁，非可预度，将来能否如鸿章所料，可发可收，诚不敢必。自念北洋兵船不足，饷力坚窘，何敢冒昧从事？尚祈殿下筹划主持。……此时韩信初去，俄信未复，正在人不及防，事未发露之时，尚可我密为筹措。袁世凯迭次密电，及鸿章与刘芝田，均另抄送阅，敬祈酌示机宜，俾有遵循，是所祈盼。再此事关系机密，不得不径陈殿下。总署枢廷王大臣，均乞转到为幸。
从李鸿章的这封呈递总理衙门醇亲王奕儇的请函内容来看，此函几乎是袁世凯“五电”之集成，可见李鸿章对袁世凯有多么认知和采信。醇亲王奕儇得到李鸿章据袁世凯“五电”的请函，立即密奏慈禧太后，8月17日，清廷依奏颁旨：
本日奉懿旨：醇亲王奕儇进呈李鸿章信函各件均悉。此时情事未定，先以整军备俄为要。李鸿章务将调兵事宜起紧预筹，为朝发夕至之际。先事宜审慎，不可大意。临事宜决断，不可犹疑。一面酌兵轮赴朝鲜海面，不时操巡，以联声势，并电催陈允颐询问此事有无把握。刘瑞芳诘问外部若何情形？一有确复，即电闻诸旨办理。钦此。
李鸿章奉旨后，即令丁汝昌立即派出“定远”，“镇远”两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游弋巡视，雇北洋招商轮船运载由陈允颐率领士兵，以查线到汉城为名进入朝鲜。
袁世凯见事机已动，虽说没有接到李鸿章一纸半文的密示，仍毅然决定对朝鲜群小及王廷采取凌厉攻势。以“甲申兵乱”为例，袁世凯本就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奉命惟谨的人。迅势先敌一著，抢占先机是袁世凯的一贯霹雳作风。何况手中还捏有闵泳翊那份“小抄”呢。
袁世凯决定先礼“后兵”，先给朝鲜外署写封信招呼一下，武士们格斗前还先扔给对方一个搭链呢。可袁世凯又一想，不对呀，那份“送俄文凭”是内署领议政沈舜泽签章的，知照外署管什么用，何况外署督办一职已由徐相雨替取代金允植，绕这种没用的弯子干吗，直接向当事人发飚得了。于是袁世凯铺展信笺，挥笔写信给沈舜泽：
敬启者，顷闻贵政府已送文于他国，有碍中国体面，上闻愕然，命弟查实据报。伏念中国眷顾东藩，仁至义尽，何所负于朝鲜？而贵政府竟为此举，殊出情理之外。设中国爰整劲旅，兴师问罪，贵政府何以对之？又将何以应之？尊意何居，殊不可解，尚希明白迅复为幸。（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