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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姗姗来迟的“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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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年月日,卞元圭由海路抵达天津。

    刚到天津,卞元圭便马不停蹄地匆忙去拜见李鸿章,哪知见了李鸿章,这人两只脚跟还没完全靠稳,立刻便招至李鸿章劈头盖脑地一顿怒斥:贵国君臣以自主二字横亘其中,遂招外人疑议。谨守候度已三百年,一旦欲幡然改变,列邦知礼义者必然不谓然,中朝(作者注:此处指清廷)亦断无姑容之理。咨稿内载明内治外交向由自主,中朝已经准许,贵大臣代为筹商等语,全非事实,意故挟制,糊涂已报,断难转奏,亦未便接收此咨。

    卞元圭被熊得目瞪口呆,无可辩词,第一次会谈在一顿训斥声中,就这样草草收场。

    第二次会谈是在月日进行的,李鸿章向卞元圭提出了似为拆衷的方案:朝鲜派使各国一律改为三等公使,归华驻国公使节制,则挈同一端可改。

    按照国际公约惯例,即使朝鲜派出三等公使,其独立自主国家的资格,仍是得不到各国承认。也就是说,照李鸿章这样“拆衷”下来,修改了三端,也是白忙活了,这与朝鲜人自主雄飞之梦差得也太远了。因此,卞元圭自个做不了立,即向国内请示。卞元圭左等回复,右等回复,终不见一字片纸飞来。

    1891年月7日,卞元圭从天津回到汉城,连夜入宫向国王和闵妃汇报了挨熊经过,气得闵妃嘴歪眼斜直要蹦高。修改三端,争取自主外交的努力再次受挫,从此,朝鲜政府再也不提派使赴欧的事了。那位“五国使”朴齐纯,终于可以从高吊处被卸下来了。

    然而,闵妃并不甘心因此而中止其独立自由之梦。她决定将公关重心移到袁世凯身上,因为她很清楚,这人脑袋虽大,但文化水平不高,她想和自己这位当年的恩公在对遣使上玩点文字游戏。

    4月1日和日,卞元圭奉命连着两天拜见袁世凯,求其代为斡旋,并告诉袁世凯:王拟仍派全权,暂往聘,嗣后改派三等往驻。俟宪允后再备文送滓,节制愿遵办。

    袁世凯是文化水平不高,但不缺心眼儿,他不光是听明白了对方说话的意思,甚至觉得挺好笑。心说,先以全权派出,后再改派三等公使往驻,哄谁呢你。人派出去你们就当家了,你不再改派三等公使,我又能拿你们怎样?一个朴定阳就搞了几年,至今尚未结案,还想给老子玩老鼠戏猫的游戏啊,做梦去吧。

    袁世凯却表现得不温不火地说:李中堂旨定重在改三等,既是帮忙求请,怕也很难更改。

    袁世凯的话,让卞元圭碰了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

    5月日,国王李熙召见袁世凯,和卞元圭诉求着同样一个问题,袁世凯委婉地表示了拒绝,说改三等公使朝廷是下了旨意的,李中堂怕也无权更改哩。

    朝鲜王室和闵氏政权见所有通道都被堵死,继出使欧洲叫停之后,连派使出国的事也不再提了。“朴定阳事件”被暂且搁置之后,中朝两国在遣事一事上也再次陷入僵局。

    1891年9月5日,袁世凯忽然接到堂弟由河南老家发来的电报,“职母乳破气喘,眠食俱差,盼即回。”

    9月7日,袁世凯电请李鸿章说“家慈身染重疾,请派员暂代两月,赏假回籍,年内仍必赶回。”

    李鸿章深知朝鲜这个破地方,别看它小不溜地没啥值钱玩艺儿,可离了袁世凯这么个人,怕还真不好调理。不过上次袁保龄去世都没能赏这小子假,也不知这小子心里恨也不恨,这次再不赏假怕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可这一时又实无妥员可派接替。李鸿章经与总理衙门磋商,给了袁世凯这样一个批复:“袁世凯请假两月可照准,即饬该道酌派员代理。”意思准其所请两月假期,至于“派员暂代”就不必了,还是你自个着摸个人先替代着。李鸿章觉得批准两月假期有些寒酸了点,就又追加一个批复:赏假百日,假满即行回差。并一再提醒袁世凯,在向继任者交代清楚任务之前,万不可急躁起程。

    于是袁世凯就推荐唐绍仪作为自己的临时代理。他在给李鸿章电禀称赞唐绍仪“忠直明敏,胆识兼优。”李鸿章回电照准。

    10月5日,袁世凯照会朝鲜外署督办闵种默:

    是月二十六日,接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商同电开:袁道因母病请假两个月,可照准暂给假归。另委该署襄办兼龙山通商事务知府衔候选同知直隶州知州唐直牧绍仪代理各等因。奉此。本总理定于本月初六日交卸本署事件,相应备文照会贵督办,请烦查照执行。

    10月8日,袁世凯与汉城公署临时代理唐绍仪办理完毕交接手续。临行前,他还特别告诉各关分署员及电报局工作人员,如果朝鲜派人来接替你们,万勿与之交接,并告诉他们,一切等我回来再作处理。

    农历1891年9月初日,袁世凯告别了四位姨太太,携长子克定及差弁从汉城出发急驰仁川,而后在仁川登船直抵天津。在天津仅只匆匆拜谒过李鸿章,即马不停蹄直奔河南老家。

    袁世凯见到缠绵病榻的老母牛太夫人,不由悲从中来,好一阵恸哭。牛太夫人一只手紧紧拉着思念已久的凯儿,激动得老泪纵横,大放悲声。过了好一会儿,母子俩这才止住哭声。袁世凯一面安慰母亲,一面详询着病情,并延请名医诊治。

    袁世凯对母亲的健康一直都较为关心,尽管人在万里之外,他也常常写信给二姐袁让,每信必详细询问母亲饮食起居,服用何药,四季当中,嘱其加减衣服。

    至于牛太夫人的病,河南老土话叫“妈疙瘩”,豫东南一带称乳为“妈”。牛太夫人Ru房所生疙瘩,以现在病理猜度,很有可能就是现在医学上所说“乳腺癌。”牛太夫人得的是绝症,看来再怎么努力医治,牛太夫人也难躲过这一劫了。果然拖延了俩月,牛太夫人便“驾鹤仙游”去了。

    见母亲走了,袁世凯不由悲痛万分,只哭得昏天黑地。悲切当中,袁世凯给李鸿章发去电报;准其开缺丁忧!

    李鸿章就此事相商总理衙门,说朝鲜交涉事宜重大,袁世凯在朝鲜十年,对那里的人和物事都很熟悉,这是没谁能替代得了的。可否请代奏朝廷,赏袁世凯百日丧假,俟其假满即饬令迅速回到朝鲜。现在虽然袁世凯已经安排好唐绍仪暂行代理,但这终非长久之计。总理衙门按照李鸿章意思,即刻代奏,清廷很快下旨准奏。

    袁世凯接到李鸿章的转旨,开始了为老母牛太夫人治丧守丧的百日长假。

    然而在朝鲜那边,就在袁世凯刚刚离朝鲜没几天,闵妃乘机袁世凯不在,便立刻公布了任命朴定阳为户曹判书的决定。“朴定阳事件”又一次浮上水面,使得中朝两国在罪罚朴定阳一事上再起波澜——

    10月0日,袁世凯的继任者临时代理唐绍仪电告李鸿章,“本日见韩报,朴定阳除授户曹判书。”

    对于朝鲜政府这种反复无常和公开挑衅,李鸿章大为光火,立即电饬唐绍仪;查明果确,应诘问韩政府。

    10月1日,唐绍仪照会朝鲜外署进行诘问,“朴使待罪未治,旋授户曹判书,未审贵政府果何意见。如以违章抗命为无罪,即不应施罢职,如以违章抗命为有罪,则使施罢职,已属曲宥,即不应复行录用。贵政府赏罚黜陟量有权衡,该朴使宜罚而赏,即黜旋陟,是明示以为人臣者,之可以抗逆,而抗逆者不惟不加之罪,且复荣以显秩,即非教忠之道,亦非政府所宜,恐非中朝所愿闻。想贵政府必不出此,兹忽前后谬异若是,惟贵政府图之”。

    次日,朝鲜外署督办闵种默复照,照会称:

    朴定阳抗违定章,案情重大,故前次已旋以罢职,以示惩罚。此次任他为户曹判书,是先惩后叙,并非要职,事无甚关系。希望上国厚待敝邦,不至有所见责于敝政府。

    唐绍仪对于朝鲜外署给予解释很不满意,几经退照修改,最后勉强同意转达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唐绍仪的电告,意识到再拖下去,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只能格外加大彼此间的矛盾和裂痕,当即决定报请总理衙门批准对朴定阳的任命。

    11月7日,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所请:

    本衙门查朴定阳前允使臣,遇事播弄,抗违定章,案情甚重,迭经诘责,始议定罢职示惩,此次起用虽曰给以简职,仍恐复蹈故辙,应请贵大臣转饬唐丞知函朝鲜政府,朴定阳虽准起用,不得委以重任,并不准再充使臣之职,庶足以惩前失而毖后患。

    该文无不给人以恼羞成怒,色历内荏之感。在该文的最后,清廷以一句“不得委以重任,并不准于充使臣之职,”从中获得了发泄和自我满足的快感,算是对“朴案”作了一个“体面”的收场白。

    1月11日,唐绍仪照会朝鲜政府,奉谕旨转达了清廷对“朴定阳事件”的最后裁决。

    1月0日,朝鲜议政府领议政照会唐绍仪,对于清廷的最后裁决大为满意:中朝宽容,感悚交挚,相应遵照执行。

    至此,从1887年9月到1891年1月,迁延5年之久的“朴定阳事件”终于落幕。

    朝鲜政府在清廷的重压之下,以全权遣使,完成了宣示独立自主的活动,保护了执行使命外交官;而清廷则坚持严惩朴定阳违背定章,坚持不修改三端也牵制朝鲜外交的展开。除此之外,5年之争是谁也没有从获中得其真正具有实质利益的好处,反之却个个落得苦不堪言,遍体鳞伤,悲乎哉,哀乎哉!

    农历189年月日,袁世凯安葬了牛太夫人后,又在家缓停了一个多月,安排妥当家事及其它事宜。遂于月初,携生母刘太夫人,儿子克定及差弁一起北上天津,却把个于氏夫人仍扔在家里,照旧做她的“牌位”主妇。一行众人两天后抵达天津,亲朋好友均来致仪,袁世凯一一答谢,而后向李鸿章辞行。

    李鸿章先是对袁世凯给予一番言语安抚,说了些官场客套话,继而对袁世凯说道:朝鲜的国王和王妃一直总想着法地企图摆脱我大清,听说最近又在让洋人贷款,这里面也饱含着这层意思。你回到朝鲜后,可以这么着告诉国王和王妃,真正是需要贷款的话,不妨商请于我大清,赖于宗属情谊,大清自然会帮助他们的。

    袁世凯领会了李鸿章的意思,连忙回答称是。

    其实,关于朝鲜让洋人帮忙贷款的事,袁世凯是知道的,这事肯定是那个李仙德又在不安分了。所事来龙去脉,仍须从1890年初说起——

    1890年月5日,这天,朝鲜税务司史纳机告诉袁世凯,说国王李熙准备任用美藉日人李仙得接替德尼,因此李仙得答应国王可以为朝鲜筹贷一笔巨款,并打算收回海关控制权。

    袁世凯听后,立即指示史纳机道;你虽然在为朝鲜工作,但你却是由我大清派出,这一点,你首先得搞明白,你不用担心朝鲜方面会撤换你。朝鲜如不经咨请我大清就擅派代,你可以完全不予理会,一切问题均由本总理来处理。

    交待完毕史纳机,袁世凯便立即通过英国驻朝领事禧在明和朝鲜外署督办闵种默,终于搞清楚了李仙得这个人的来历和情况。

    李仙得,法裔美国人,曾参加美国南北战争中之北军,后以陆军少将退伍。1866年11月出任美国驻厦门领事。

    187年李仙德辞去该职,在美国驻日公使介绍下,与日人外务卿副岛种臣会面,11月日人外务省以准二等官聘任李仙得为顾问。为日人规划详细出兵台湾的殖民计划。

    1874年日人政府成立台湾蕃事务局,任命西乡从道为事务管理局都督,率600日人士兵攻打台湾琅(王乔)地区以牡丹社为主的原住民部落,是为“牡丹社事件。”

    李仙得在“牡丹社事件”中为日拟定外交策略以蒙蔽国际视听,并帮助日人雇用外藉军人,承租船舰,购买军火,其目的在于日人占领台湾后,美国人可独占贸易利益,甚或拥有实际的殖民权。

    李鸿章得知李仙得在“牡丹社事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角色,以釜底抽薪之计,奏请清廷向美国提出抗议,敦促美国撤回在台湾的人员船只。9月1日,李仙得从日人那里前往厦门与清廷谈判时,遭到美国水兵逮捕。同年11月日人撤离台湾,美方遂以李仙得未带兵为由予以释放。

    之后,李仙得一直滞留于日人那里,成了无业侨民。用袁世凯的话说就是为谋职业而生事的“流氓”。而对付这个“流氓”袁世凯自有一套办法。

    朝鲜驻日参赞金嘉镇之所以向国王李熙推荐李仙得,是因为李仙得曾牛皮吹破天地声称他能从日人那儿为朝鲜贷来巨款,至少可贷来一百五十万元。这么一笔巨款是挺让人心动,别让它跑了。于是朝鲜国王和闵妃就委托李仙得赴日洽谈一百五十万元贷款事宜。条件是以朝鲜海关为抵押,分十二年偿还本息。

    袁世凯立刻将详情电告李鸿章,要李鸿章设法阻止,并向李鸿章提出以经济控制朝鲜的对策:

    李此次募贷,未必有成,然国王贷款计划的决心甚大,终必为狡猾阴险者藉以施放诱饵。凯历年熟思,办法有二:其一、等待韩请求中国从而杜绝外资,最为得体,而且增加驭属之权;其二,韩如贷款,日久必生事端,等到了事端发生时,再由中国移贷偿还。衡量韩国时势,终必有此二者。然而第一法自然是釜底抽薪之计,如果中朝(作者注:此处指清廷)现有实力,可否密示,以便相机嘱其谋求。如妥善订立合同,由海关按年扣还,当可完璧归赵。

    对于袁世凯这一建议,清廷认为的确为釜底抽薪之妙计,即牢牢控制住了朝鲜的海关权又弱化朝鲜再思向他国贷款之念。而且贷款及利息均可自掌握在清国手中的钱袋里掏还,绝无风险。朝鲜欠债愈多,对大清的依赖愈深,藉此即可牢牢控制住朝鲜。

    为了阻止李仙得帮助朝鲜从日人那里贷款,李鸿章先是电令驻日公使黎庶昌,采取一切手段,破坏李仙得在日的贷款活动。

    5月日,清国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分别电饬驻俄、英、美、日等国公使:

    密闻朝鲜议借洋债,此端果开,后患无穷。请知照外交部,转告绅商,说明朝鲜贫穷而浪费,偿还贷款极为困难,各国绅商不宜与该国订立合同,贷以巨款,将来如有借债不偿之事,中国不会为之担保。若各国因欠款而索债于朝鲜海关,中国也决不允许。预为声明,以昭和睦之谊。

    不用细品,既能看出这是一项态度强硬、充满霸气的声明。声明非常明确告诉以上诸国,奉劝你们不要贷款给朝鲜,就他那胡吃海喝的样儿,叫他拿什么还你?如果你们非要贷款给他,别指望用海关抵押,那是我的。到时钱打了水漂,只能算你们听响了,故此声明在先,届时勿谓言之不以预也。

    由于清廷采用了袁世凯的“釜底抽薪”妙计,清廷的声明和黎庶昌在日人那一味破坏,李仙得的牛皮最终给吹破了,惹得朝鲜国王和王妃是猫衔猪尿泡,空自喜欢一场。

    这次贷款虽然失败但并没让朝鲜政府就此消停下来,李仙得也是心有不甘,又将牛皮战鼓擂得咚咚山响,以获取国王和王妃的信任。

    1891月日9日,朝鲜政府任命李仙得为内署协办,专门为朝鲜跑路贷款。李仙得果然不负重托,把以前自己在日人那里时所熟识的一个叫葛累好士美国富翁给勾引到了朝鲜。4月15日,朝鲜政府一脚揣开德尼,任命葛累好士为内署协办。而德尼这条美国猪啰,在失去主人后不久,即夹住尾巴可怜巴巴地溜回了美国。

    看到蹦蹦哒哒为贷款忙不消停的李仙得,袁世凯心里甚觉可笑,慢说你李仙得拉来一个葛累好士当帮手,有本事你再弄来十个八个来,照样屁事不顶。没有我大清和朝鲜海关作担保,一个子儿也别想贷成。所以袁世凯并不急于向朝鲜政府“嘱其谋求”向大清贷款。他想等李仙得累足累够了,朝鲜国王和王妃被人追债逼得快要疯了时,再施以“援手”。

    刚好老家来电报母亲病了,袁世凯便请假回乡省亲去了,而且一走就是半年多。

    189年5月,袁世凯回到汉城。而此时的李仙得四处告贷无门,早已被拖得疲累不堪。

    闻听袁世凯已回到了汉城,国王李熙,闵妃及世子派中宦前吊赙。次日袁世凯进宫答谢,也把从家乡带来的河南土特产送给国王李熙一家,李熙又让朝鲜新任内署督办闵泳骏作陪,留袁世凯吃了晚饭。

    次日,朝鲜内外两署督办闵泳骏,闵种默联袂前来慰问。对这两个人袁世凯都不太怎么喜欢,闵泳骏很会找钱敛财,游鱼官场,名声不太好,但这人却有个最大特点,不勾结洋人,主张事大,对袁世凯也很崇信,就因为那点坏名声,袁世凯对此人才不那么感冒。但他想到临行前李鸿章的嘱咐交待,要他此次回到朝鲜务必注意与大臣沟通笼络,为我所用之类的话,便很快转变态度,对二人显得非常客气。

    慰问过后,闵泳骏使出在官场上惯用的献媚作风,笑着向袁世凯说:阁下这一走就是半年,没你的日子真难熬啊!百官们每日如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望阁下早早回来。现在好了,谢天谢地,阁下终于回来了。

    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别它场所里,再正直的人,没几个不喜欢别人来几句奉承话。袁世凯听了闵泳骏的话,心里很是受用,忙谦和地说:兄弟们太抬爱世凯了,以后兄弟们有什么难事只管说,只要是我袁世凯能办到的,就绝不推辞。

    闵泳骏和闵种默听了袁世凯的话,显得很是受宠若惊,闵种默连忙笑着说:阁下的宽怀大度,兄弟我十分敬佩。今后阁下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必不负所望。

    一下子能从闵种默嘴里跑出来这样一大群话,实在大出袁世凯的意料。这个闵种默思想行为亲日疏清,属于开化派分子。1881年5月7日,曾随金玉均、朴定阳、洪英植、沈相学、金镛元等十佘人组成的“朝士观察团”,亦叫“绅士游览团”参访日人,只不过没有金玉均等人思想那么激化而已。他每次拜见袁世凯都显得态度十分傲慢无礼,但每次均遭袁世凯怒斥和教训,最终尴尬离去。故而袁世凯对此也不怎么待见。今见闵种默这么说话,态度又那么诚恳,袁世凯亦必另眼相待。

    袁世凯说:“巧了,我临行前曾与北洋大臣磋商,碍于交涉方面人才不足,很想办个韩文培训班,不知阁下可愿助凯玉成此事否?

    闵种默连忙躬身礼说道:尔等小事,一定照办。

    袁世凯拱手说道:谢了。说罢袁世凯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便向对方抛出正题,说:听说贵邦正与日人商谈贷款,怎么样,谈得还顺利吧。

    闵泳骏忙说:谈过些次,没有结果。敞政府和国王及王妃都很着急。

    袁世凯问:什么原因呢?

    闵泳骏答:利息,还是利息太高。

    袁世凯沉稳不亢地说:向洋人贷款,后果很严重。倘有正宗需要,不妨商请中国设法,世凯愿为贵邦尽力。

    闵泳骏即时答道:阁下美意,兄弟一定认真转达国王。

    其时的朝鲜政府财经上早已是乱得一团糟,一是欠德国世昌洋行的债务早已到期,利息已经开始“驴打滚”了,若不及时偿还,将以朝鲜的漕运作抵;二是朝鲜驻美、日使馆经费均已告馨,度日维艰,屡屡向国内催要等。早些时的几次对外贷款,均被袁世凯给捣腾没了,时下被人逼债逼到了死角,快顶不住了,只好通过李仙得,葛累好士向日人贷款50万日元。可日人也他妈真黑,硬要人朝鲜二分五厘的利息,谈了几次,日人终不肯让步,国王李熙正处踌躇中。闵泳骏所说的“没有结果”就是这个意思。

    过了两天,闵种默夜访袁世凯,这次闵种默毫不保留地将朝鲜向日人贷款的过程和情况告诉了袁世凯。

    袁世凯认真地听了后说:我说过,不管东洋西洋人,对朝鲜都没安什么好心,都想从贵邦多榨点油水去。

    闵种默点点头,随又小心地询问袁世凯:阁下前日所说,我已向国王禀报,只是国王尚处犹豫中,但不知上国可贷给敝邦多少银两,利息是否多少?

    袁世凯反问道:贵邦需要借多少呢?

    闵种默稍稍迟疑了下,说:十万两应该可以了。那利息呢?

    袁世凯从容答道:兄弟一定尽力办到。此款可由我华商借出,利息约在六七厘,比日人低到桌子下面去啦。

    闵种默听了,大喜过望,声称:我这就告辞,明日兄弟一定设法说服国王。

    送走闵种默,袁世凯立即起草电文,建议北洋大臣以华商而不以政府名义,低息贷款10万元给朝鲜,电文中说道:

    查韩国贷洋债,固应阻止,然惟有中国贷款,始有词阻其向外国贷款,而其可固持其海关权利,只是在韩的中国商人,断难奏此巨款。听说出使经费存在上海的甚多,拟乞商议总署下令拨十万两贷给韩国,利息订低一些,假托在韩中国商会之名与韩海关妥订合同,按月由税务司于所征税务内分划本息解送上海,并由凯与闵种默等监订印押必不至巨款虚掷,尤可坚固驭属的权利体制。

    两天后,袁世凯接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转电,清廷不仅批准了他的建议,而且利息低至6厘,比起日人二分五厘的利息,真是低到桌子下面去了。

    当天,闵种默也来公署告诉袁世凯,说国王同意向华商贷款。

    袁世凯遂说通在朝华商“同顺泰”号老板谭以时假代政府洽谈贷款事宜,由袁世凯和闵种默监督草签了一份贷款协议。协议商定此贷款按八十个月期由朝鲜海关收入中扣还,此后不许朝鲜再以海关税划抵他国债务。可是,事情过去了好些天,朝鲜方面却,终不见下文。

    这天,闵种默终于出现在了汉城公署,袁世凯一见对方一付沮丧的样子,情知有变,忙问闵种默出了什么事儿。

    闵种默摇摇头,叹息地说道:国王本来已经同意了向华商贷款议定内容,就要命兄弟我来签订正式合同,不意闵商镐竟把这事告诉了葛累好士,闵商镐这人与日人走得很近,怂恿葛累好士可否从美国贷款,葛累好士答应国王他可以向美商贷款,利息低至五厘。国王为此很犹豫,令我缓议向华商贷款一事。

    袁世凯听了哈哈一笑,故意作出一付无所谓的样子,说:如此甚好,美国人比我华商还低了一厘,那就贷美国人的好了。本来世凯只是帮忙而已,这样兄弟也可落得清闲了。

    袁世凯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那句话,饶你葛累好士再怎么折腾,没有中国和朝鲜海关担保作抵,累爬下你也未必贷成。

    贷款的事暂时被搁置。

    一直到了9月初,时任朝鲜转运漕米御史总务官郑秉夏趁给国王李熙拜寿之际,顺便来看望袁世凯。两人客客气气地说了会子话后,袁世凯似乎漫不经意地向郑秉夏说起了贷款的事。

    郑秉夏听了立刻着急地说:洋人诡计多端,怎么可以向他们贷款呢?我要直谏国王。

    由于国王李熙被人追债追得实在扛不住了,又闵种默、郑秉夏两人力谏,终于同意以郑秉夏名义向华商贷款。因为欠德国世昌洋行的债务,就是漕运船脚费用。

    189年10月9日,贷款此合同在汉城公署分别由朝鲜转运漕米御史总务官郑秉夏与在朝广东富商“同顺泰”号老板谭以时签订,并由袁世凯和闵种默两人监订。但在偿还贷款本息方面,袁世凯为了防患于未燃,在该合同的第二款已作了周密规定,即:海关征收税饷总结存入银行,应优先拨付贷款本息。可是这里面有个问题,按说税务司本无权过问海关税的支用,依照朝鲜海关章程,海关税收应由税务司负责存入日人银行,列入朝鲜监理名下动用。可是袁世凯惟恐朝鲜政府违约,竟代拟“官饬”文稿,逼令朝鲜外署分饬各税务司及仁川监理,切实遵办。

    事后,袁世凯又将此次对朝贷款的若干细事向北洋大臣李鸿章作了汇报,李鸿章看后即转述总理衙门云:

    袁世凯电,上月韩转运漕米御史郑秉夏自任回汉,力主贷华款议,迭谏王毋信邪说。王坚持不允由海关低偿,令郑来商,另筹偿款,凯迭驳拒。顷来称已待请由转运御史出名贷款,仍由外署印押,海关分偿。请饬令具合同草,以便呈王换定云。查韩欠德商债,系运漕船值运员出名,亦无甚妨碍,即另具草交是云。贷款即成,韩王转感袁甚。盖王素不亲朝政,日嗜玩乐,得此巨款,遂欲购西洋各种玩具。袁投其所好,谓何国之器皿精,何国之价值廉,及清之颐和园现购何物,如何陈设。王遂嘱袁代购,并请指点陈设。于是韩王宫中焕然一新。王由是信袁,倚之如左右手,袁遂乖机吸收韩之各种利益。

    一切借款手贻妥贴,次日,清廷便批准由上海海关以库平银十万两支付。

    李鸿章称赞这次对朝贷款,干得漂亮。并评价道:

    由华商出名,仅令认息六厘,较洋债倍为减轻,具由海关拨还,由操纵尤可在握。阳示羁靡,暗资钤制,辨法尚可妥洽,于保护属藩大局,殊有裨益。

    果然袁世凯遂乘机吸收韩之各种利益,大把利好事一宗接一宗地来了。

    因为这笔贷款对于朝鲜来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只是暂解燃眉之急而已。

    才刚清罢德债,美、日两家银行就跟着讨债上门了。

    国王李熙这次从心理上似不像上次那么紧张,上次是李仙得、葛累好士干日乎,而不成事,未了还是袁世凯出面帮忙解了债套儿。而这次就不同了,既然上次大清给了那么低利率的银子贷,这回再搞一次想来亦无妨事。李熙很坦然。

    而在袁世凯认为,贷予愈多,华权愈增。对此天津的老李也颇有同感。

    既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双方也用不着怎么使劲儿拍便将事儿拍合了。这次贷款条件基本和上次相同,贷款仍是十万两,并且很快就于189年1月初签了合同。订约人仍是广东富商谭以时与转运漕米御史郑秉夏,而监订人则是袁世凯和赵秉稷。所不同的是,第一次是由仁川税务司扣偿,这一次改由釜山海关扣还;前次偿贷年限为八十个月,而此次则是一百个月。此外,袁世凯还乘机多捞了个外带好处,增加了一项有关华商购船搬运漕米的条规,作为附带条件,为华商取得为期二十五年,每年承运漕米十万石的权利。这让在韩的华商,尤其那位广东富商“同顺泰”号的老板谭以时很是叫爽。可是为此日商却恨极了袁世凯,因为当时日人的两只小蒸汽轮儿,在朝鲜的内河正干着这类营生。

    完事了,袁世凯电告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遂转述总理衙门云:

    袁道电,小轮条规要节内载同顺泰华、韩股分,每股百元,限四百股。造小轮四只,作为韩接运局船。仍由同顺泰管理,每年运韩漕十万包,每包付脚力洋八分。不许再与他国定约接运,限办二十五年等各语。

    由于袁世凯善于把握时机,办事拿捏分寸得当,在朝鲜国王遭人追债追得狠不得猴急上树的时候,爽快利落地干了两票低息借款,解王室于窘困境地,朝鲜王室对其十分感激,也使两国本来十分紧张双边关系得到大大缓和。这在189年年底时袁世凯发给李鸿章的一份密电可以看出:

    顷晤王及世子,情甚殷洽,嘱凯遇事指教,务其中东(作者注:此处指中朝两国)无稍芥蒂。现深知凯待韩甚厚,已往各事请毋介意,等语。近自两次贷款,韩君臣感悦,凯乘机联络开导,与权贵闵泳骏、闵泳达、郑秉夏等均善。骏等迭谏王及王妃诚事华,信待凯,以图自保。王、妃均渐感悟,倘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云。

    由此,中朝宗藩关系似乎又进入了“柳暗花明”的阶段。然而既是这样一种若无若现的“柳暗花明”,却仍显得来迟了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