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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车后，小王提着行李在前面走，湘潇紧跟其后。
前方就是售票大厅。
走着走着，小王忽然扭头对湘潇说：“冼锐要我把你送到西昌。”
刚才她还以为她终于离开他了，真是如释重负，轻松无比。
而现在，真的是让人觉得沉重。
他居然有这个心思，让她觉得这份爱，真的太沉甸甸了。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担心她不安全，还是想让小王再和她聊一聊，摆一摆，看她的脑子里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内容，是不是全是豆腐渣？
湘潇心中一怔，忙说道：“不用了，我能找着回去。你帮我问问车次吧，最好别半夜三更到西昌。治安不怎么好，我有点害怕东西掉了。”
说完，情不自禁地转身回头望着。
小王那淡淡的一句，竟勾起了她的万种情思。
冼锐还精心地保存着，那颗硕大饱满的开心果。
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那艘系住了她的心的小船。
抹脸的夏士莲，也还在他的行李包里。
顿时，她又忘记了他所有的不是。
他的沉默，他的冷漠，他的粗暴，他将她贬得一文不值。
“难舍心痛，难舍情已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
爱可以通融一切，此时，她真想再见见他，哪怕就只一眼，哪怕一句话也不说。
甚至，甚至不想走了。
她会在他下班回来之后，给他冲上一杯热茶，给他洗衣服，给他烧饭，还有洗他的臭袜子。
他为了她，为了扑灭心中的燥热，冲了一次又一次的凉水澡。
就是牙疼的时候，一到西昌，也马上就吃了一大堆难弄的石榴。
红色囍字盆里的石榴壳，真的是让人难忘记。
这，难道还不够吗？
因此，她想用一杯茶，去温暖他。
但是，她马上就不再这么想了。
冼锐需要的，是一个为他冲茶，为他洗衣服，为他烧饭，为他洗臭袜子的人吗？
这些，用小王都是浪费。
她这水平，一个最普通的阿姨就可以。
湘潇转眼向缓缓的车流望去，她多么希望，能够从某辆红夏利里走出他的影子。
她多么希望，他能看见她那耀眼夺目的红帽子。
她多么希望，他能忽然出现在她的面前，拥住她的肩，温情地对她说一声：“湘潇，你别走了，咱们回去吧。”
只要他能够在此时出现，只要在此时，能够看见他那与众不同的目光，她便又会不顾一切地，回到他的身边，跟他回去……
但是，没有。
人流滚滚，就是唯独不见，冼锐那瘦长的身影……
湘潇失望极了，满眼盈着泪，收回了那望穿了的双眼目光，转身跟着小王，向售票处缓缓走去。
小王为湘潇买好了68次旅游车的车票。
湘潇接过来一看，列车12:50分开，离现在还有整整一小时55分。
湘潇心里明白了，这事交给小王来办，她在小王心中，也不过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小镇小妞。
一张硬座票足矣，今生也不会再见到第二次。
而冼锐，却要让他把她送到西昌。
好相处的人。是这样。
那个不好相处的人。却是那样。
老天爷真的分配得很公平，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不能十全十美啊。
昨天晚饭的时候，她坐在小饭店里观察冼锐和小李，小王。
他们三个，一个有才，一个能说，一个最帅。
老天爷并没有把所有的优点，都分配到同一个人身上。
她和云和小叶，也是这样。
一个最纯最美，一个最逗，一个最妩媚。
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三个优点，随时切换，简直就像是在看川剧变脸，在看滑稽戏。
发现这个人，一会儿又是一套，反而相当不可靠了。
她也终于明白了，“我专程到西昌来接你。”几个字对冼锐的份量了。
就像他说，“大学是我自己考上的”，一样重要。
他的爱，比奢侈品还奢侈品。
她已经得到了那么多了，她还要怎么样呢？
再多，就太贪了。
”我从来没有像对你一样对待过任何女孩子。”这都是因为，她没有要求那么多的物质，才获得了这么多的爱。
如果要求物质，那从能量守恒定律来说，她得到的更少，更少。
而不是，现在她所认为的，自己应该得到的，更多，更多。
他们所有人，都会从一串红的卷帘门，猫着身子进去，包括九姐。
但冼锐不会，他宁肯狂吼着，让人把门打开，他也不会猫着身子进去。
他已经形成了他的风格，他已经超出了她的理解。
那天晚上，她和云到一串红的楼顶上去吹风，听到胖子上来了，她躲到了水泥瓦下面。
一是因为有点小怕。
二是因为，那就是她童年捉迷藏的游戏。
但冼锐不会，他童年的游戏，和他们一定不同。
因此，他长出了挺拔的，玉树临风的身姿。
湘潇对着车票笑了笑，递给小王两盒红塔。
小王接了，又转身去买了两斤橘子。
这就已经很不错的了。
她哪里来的红塔呢？
火锅店的桌子上到处都是，以前她都给云了。
前天，她从桌子上面随手拾了两包起来，她准备给冼锐。
现在用不上了，她顺手给了小王。
虽然小王不抽烟，但是，她还是给了他。
不然，就浪费了。
将湘潇送到候车室以后，小王就回去了，是湘潇让他回去的。
她想一个人好好静静。
小王走后，她坐在凳子上发神，又想起了冼锐，还盼他能来。
这种感觉很奇怪，就是，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不可能会出现，但是脑子却不听使唤，却总是在盼望。
忽然她想起来了，她不该把那两包红塔给小王。
小王不抽烟，如果拿回去给冼锐，冼锐一想到她是捡来的，那该怎么看她？
还不如不给。
他们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同。
那所思所想，就更不同了。
在火车上，她觉得自己的言行很恰当。
也许，在别人的眼里，真的是很不恰当的，而不仅仅只是在冼锐的眼里。
她应该睁开眼睛看世界，而不应该只闭着眼睛看自己。
以后，她再也不要随手去捡东西了。
哪怕她父母从来不捡别人的东西，她也只是捡了有点贵的红塔。
哪怕它白白地放在那里，哪怕它再好再贵，哪怕它就在那里浪费了。
她自己用着不好，给别人，更不好。
由小见大，它会把自己的习惯弄坏了。
以前，她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在突然之间，是冼锐让她明白了。
而如果，只是和自己相同的人在一起，他们都从桌子上捡东西，她是一辈子都不可能明白的。
12点10分，他仍没有在她面前出现，她终于明白，她再也不能将他盼来了。
于是，便不再企盼。
她拎了行李，随人群缓缓地向检票口移动。
直到进站以后看见那么多人，她才发现自己可能误会了小王了，他们来得这么晚，卧铺票可能不好买。
这是趟旅游列车，票价要贵三分之一，还是不错的。
说不定，是小王故意买的，这趟治安和环境都比较好的旅游列车。
人家省城里长大的人，是光明磊落的。
不像她和云和小叶，在小地方长大，在残缺的家庭里长大，总是议论这议论那，怀疑这怀疑那。
连解释都不解释一下，他和冼锐，简直就是一个样！
君子坦荡荡，这个，也需要解释吗？
再说，他也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外表纯洁美好的她，却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会去怀疑这些鸡毛小事。
她的心底，竟然是，这样的阴暗。
他们所使用的，真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所以，她和冼锐，交流起来很困难。
只有学习会了对方的语言了，才可以。
男孩和女孩所使用的，也不是同一种语言，一个是武侠小说的语言，另一个是言情小说的语言。
还有，她和小王闲谈了那么多，她为什么不亲口问问小王，昨天晚上冼锐为什么发脾气，他自己是怎么看的？
一切，都晚了！
她根本就抓不住问题的中心，她也害怕问了，会太伤了小王的自尊，她不好意思问。
她以为，天下人，都和她一样敏感。
昨天晚上她问冼锐，冼锐也没有说，是觉得不值得说，还是，这是个秘密，不方便说？
她也没有问。
这，成了一个永久的谜。
她和小王，小李闲扯这么多，真的是没有一句是有用的。
真的是让人沮丧。
她并没有通过他们，去快速地了解冼锐，好让她在昨天晚上，能够做出正确的对策。
如果掌握好了，哪怕就是她和冼锐单独在房间里谈话，也会丰富一点，也会多一些内容。
如果说，现在他们是分手了，她再不想去了解他。
那么，她在和小李闲扯的时候，她也没有任何技巧，任何目的呀，她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她真的是像冼锐所说，抓不住中心思想，满嘴的废话。
以前学语文的时候，是怎么学的呢？
老师只说，中心思想是：通过描写什么，赞扬了什么，揭露了什么，而没有其他。
那就是：赞扬了一个人（穷人）的美好品质，或者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揭露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罪恶。
只有大一统，只有读望天书。
具体是怎么描写的，怎么赞扬的，怎么揭露的，并不去细说。
而冼锐，则是另外的一个极端，万事直奔主题，只看本质。
其他的，都是多余的。
他直接用一句话来盖过，他们的100句话。
真的是让人沮丧。
他所擅长的，是一针见血的议论文。
要有犀利的，鲜明的观点，充分的论据，紧凑的结构。
这不是谁都能写的。
她所乱写的诗和散文，本身就是漫无边际，说了等于没说的。
这不需要鲜明的观点，也不需要充分的证据，结构更是随意。
是个人，都可以哼哼两下。
一个是吃饭的本领，一个却是茶余饭后的消遣。
那么，既然他比她聪明，他一个脑袋抵她十个脑袋。
那她现在，是真的很想回去了，想回去向他好好学习。
那她以后一定能够，在和人拉关系的时候能够说废话，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又能够，直击问题的中心。
两种技能，同时拥有。
但是，小王已经离开了，他的名片已经被她寄回去给他了，她已经断了他的全部音讯了。
她就没有想到过，她还有一条线可以抓住，就是立刻坐出租车回宾馆问总台，他们在哪个房间。
昨天，她就是稀里糊涂的，连自己住的哪一个房间，都不知道。
那个宾馆太大了，房间太多了，她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辨认。
走廊上光线太暗，而且她总是走在他们的后面。
等她走到的时候，门已经打开了，她也没有看见那门上明明有字。
以前出门，她父母连招待所都舍不得住，他们都在候车室里等着。
那也是那时候，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况且，她也没出过什么门。
父亲在的时候出过一些门。
父亲不在以后，母亲是害怕出门的。
一是那时候女人本来就不怎么出门。
二是没有摄像头，也没有那么多的警力，全国的治安，也并不那么好。
她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罕见。
小柳和胖子的招待所，是她第一次走进去的招待所。
但是因为房间太少，一共也就十来间，门上连编号都没有。
她是不知道的，她是没有这个见识的。
就算是上次去W宾馆，也是老广走在最前面。
再说，她当时又是已经和冼锐分手了，她只是去送送他。
她觉得，她这一辈子，可能都与宾馆无关。
就是以后住上了，再学也不难。
又是一个，“等你把熬八宝粥学会，我都病死了。”的例子！
这一次，这一切，都真的来不及了。
她也是想过，她可能可以去问总台的，但她又不确定。
而且，火车就要开了。
如果她坐不上车，又找不到人，那她该怎么办？
那她今天晚上住招待所，明天再走吗？
为了一个一点也没谱的想法，而去住招待所？
昆明是一个靠近边境的城市，不安全吧？
并且需要损失，接近100块钱，为了一个一点也没谱的想法。
她身上还有三百多块钱，在大城市里，用不了几天的。
如果再找一个工作，还是干服务员，那就可笑了。
但是，又能做什么呢？
她前脚走，说不定他后脚就马上就把房间退了，已经离开了那个伤心地了。
而他的身份证上，却是南昌的地址，而不是昆明的。
再说刚才，她离他只有咫尺之遥，她都没有做决定，她都觉得她忍受不了他的强势。
而现在，她去住招待所？
还有，小王一定已经到了，一定已经把那两包红塔给他了，他一定已经知道，那是她从火锅店的桌子上捡来的了。
她和父母的唯一一次在外面，不是生活所必需的高消费，是在她七岁的时候。
那时，父亲在离攀枝花很近的一个小站上当站长，月收入比100元，还多一些。
他们父女俩回老家，在内江（离成都不远的一个地级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切了半斤猪肚条。
要了二两小酒，另外还炒了一个什么蔬菜。
不记得了。
他们一共花费了11元钱。
那时，学费一学期只要五元。
而猪肉，是五毛钱一斤。
父亲喝着小酒，脸上的神情是多么地惬意和满足。
他说他的月收入，一个月就顶老家那些人，辛辛苦苦喂一年的一条大肥猪。
他一年四季都穿着质量很好的铁路制服，让老家的人好不羡慕。
这也是每当她回忆起父亲的时候，他最幸福的样子。
父亲边喝小酒边对她说：“二妹，等以后生活条件好了，你坐上小车了，就在车上喊一声‘嘿！郗老头。’就行了。”
父亲的志向并不在坐上小车，而是退了休以后回老家，挖池塘养鱼，种桑树养蚕。
就像那个放羊的亿万富翁一样，包包里有了再去放羊，感觉是不一样的。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是因为，他在城市里算不了什么，他无法融入到城市。
而回农村，别人看他的眼光，都不一样吧？
那时候，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呆在农村。
他一定不知道，现在的西昌城，已经满大街都是小车在跑。
一串红包间里的单笔消费，已经过万。
铁路工人，虽然现在还可以，但是，都不具有绝对的优势，都没有以前那么吃香了。
虽然工资上千元，但只能买到一百斤猪肉，买不起三百斤的大肥猪了。
现在，人们不仅嫌猪肥，而且嫌自己肥，开始减肥了。
猪也吃上了瘦肉精。
越来越多的人不吃猪油，说不健康。
现在有了很多选择，玉米油，花生油，橄榄油，物理压榨，化学压榨。
猪也全部吃上了饲料，四个月就可以长大，用不了一年了。
十二年以前，全国都一穷二白，汽车飞机很少。
铁路多拉快跑，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半军事化企业，地位仅次于部队一点点。
铁路职工，很多都是从部队转业的军人，他们把军队的优良作风带了进来。
铁路制服，除了颜色是深蓝色，样式跟军装基本上一模一样。
而如今，许多效益好的行业，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就怕在舒适之中，忘记了潜在的危险。
时代，都变了。
人不可能永远选对行业。
最伤心的就是，很努力，却很努力地选错了行业。
因此，冼锐家里繁荣了百年，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一直非常警觉，一直像防强盗一样防着时代这个盗贼，从来不敢放松。
他的眼睛到处张望，他的耳朵四处监听。
如今，她真的坐上小车了，坐了四次，每一次都是因为冼锐。
一次是从W宾馆到一串红，是小面包车。
一次是小叶在临走前用吉普车送他们，也是因为冼锐。
另外两次，是到昆明以后坐的这两次出租车。
其中滋味，真的是酸甜苦辣，应有尽有。
下次，她如果去给父亲上坟，她一定会跪在他的坟头跟他说：“爸爸，你走的这六年，这世界真的变化好快，翻天覆地，令人应接不暇。”
她想得太多了，再加上，又整整两夜未眠，而且没有吃早饭。
她简直是头都想昏了，她简直是无法决策。
这段感情，将如风逝去。
她也想起了，她的这人生十九年。
她的出生，纯属是在大难中逃过了一难又一难。
那时，老家是全国计划生育最早最紧的地方，一家只能生一个了，计生干部满村围剿那些大肚子。
因为姐姐生了病，有点矮小，父亲到公社托人开了证明，说她是“残疾”，她母亲才没有到处躲藏，她才被允许出生。
父母一辈，家家七八个五六个，母亲是绝无仅有的独生子女。
而她这一代，断崖式地下降。
父母总是说，她的命是姐姐给的，她将来要对姐姐好。
一出生就这么沉重。
她在母亲肚子里八个月的时候，她母亲逞强去十五里的镇上挑了一次公社分的八十斤煤，回来以后一直感冒咳嗽。
又半个月，她出生了，早产，四斤半。
明明大伯的屋子就在十米以上的山上，她却不好意思开口。
而大伯也是一个，从不主动和兄弟媳妇说话的人。
外婆骂骂咧咧，也并没有做出决断。
外公在六0年饿死了，母亲当时十七岁。
她俩也差点饿死了，外婆又只养了母亲一个，无比宠爱。
一直都叫她“银狗儿”，舍不得打，舍不得骂，什么都由着她。
再说，她是个读了书，有了知识的人了。
她只骂骂咧咧，从来不动真，也从来不管用。
只是父亲知道了，在信里骂母亲说：“大的已经养坏了，还准备害死小的。”
冒了丢掉好工作的风险，早产了一个，还是女儿，父亲真的很冒火。
还好，她比别的孩子聪明。
后来母亲就说：“人家三斤半都养活了的。”
真是气死人，就不想想这对孩子的损害，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个。
这就是她守旧不和大伯说话，又思想新潮，盲目模仿外国妇女的严重后果。
虽然她只有三十岁，但营养不良，像四十五岁的高龄产妇一样危险。
她四个月才被抱出门，被夸长得漂亮极了，眼睛炯炯有神。
因为那样可以又白又美，却不知道那样会缺钙。
父亲远在千里之外，她和姐姐，就成了母亲新潮思想的试验品，而且是失败的试验品。
她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糟粕，她小学毕业，她读那点书，还不如不识字。
钱钟书说，不识字会上不识字的当，识了字，同样，？会上识了字的当。
她十个月会说话，两岁才会走路，母亲却说正常，周围的孩子也差不多。
人家一岁半，那叫差不多吗？
她两岁的时侯，母亲和外婆带她去了一个，只有十个人的大凉山小站，看了父亲。
老家很多人，一辈子最多去了十五里以外的镇上赶集，只见过汽车，自行车。
从来没有见过，像庞大的巨龙一样的火车。
她两岁的时候，就既坐了汽车，又坐了火车，比他们一辈子见的都多。
临走前，母亲去镇上相馆照了相，准备带给父亲。
就为了照个相，跑了两趟，来回四次，六十里山路，而且每次都背着她。
其中一张是母亲抱着她，她正坐在母亲怀里，咬着小嘴唇，睁着亮亮的眼睛，穿着小花花的棉袄。
父亲每个月寄回不少钱，母亲总舍得打扮自己，打扮两个孩子。
村子里很多孩子走亲戚，都要向她和姐姐借衣服穿。
家里还有又大又宽敞的大房子，而且还是少见的水泥地。
她不像个农村孩子，倒像个镇上最时髦的孩子。
另一张，母亲剪着齐耳短发，穿着父亲带回来的男式铁路制服，拿着一本小的***语录，举到胸前，浓眉大眼，英姿飒爽。
别的农村妇女还留着辫子，母亲已经模仿那些有工作的人，剪了头发。
她做过女民兵，会完完整整地唱五十首红歌。
母亲在小站呆了半个月就回去了，家里的地不能荒着。
她走的时候，背回去五十斤梨子。
在大凉山卖五分钱一斤，回老家可以卖三角钱一斤。
地都用来种庄稼了，水果是稀罕货。
她需要坐火车，再转两次汽车，再走十五里山路才能到家。
老家的一家人，最多买一两斤尝尝鲜。
这次，也是给她断奶，在农村，会走路以后，才会断奶。
据说，她发表了很多想念母亲的感言，让所有人惊讶。
外婆带着她和姐姐一直呆了半年，春耕了才回去。
她们在小站上吃了团年饭，有领导来给大家拜年，还发了红包。
那时候上下关系极好，领导看重职工，职工也崇拜领导。
有带花生米的凉绊三丝，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菜，跟现在没什么两样，只是一年一回。
外婆用花布背带背着她。
她自己吃肉，顺手递给她一只肉嫩的鸡翅膀，并叮嘱她不要把油弄到她身上。
外婆和奶奶，都是那个年代看重物质的奇女子，很有主见。
外婆嫁给外公，是因为她父亲不识字，被骗得卖了地契，不然就是地主小姐了。
因此将她许配给了，教书先生的儿子外公。
她不识字，但家里请先生教哥哥们念书的时候，她背会了很多文章，比他们还快。
会迅速地做两位数口算。
会上街卖菜，卖自己做的针线活，不识字，一样到处问，到处跑。
会独自带着母亲，去给地主干活。
地主和地主婆都很好，并没有因为她年轻貌美就欺负她。
外婆告诉她说，地主也有好地主和坏地主，就像穷人有好的穷人和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一样。
奶奶呢。
爷爷是个走村串镇的货郎，她被他手里的稀罕玩意所吸引，就跟他一村又一村地走，要嫁给他。
结婚以后日子过得很好，儿女八个，客厅里长年放着四大缸麦子谷子，是村子里最富裕的人。
所有儿子都娶上了媳妇。
外婆从二十里外的另一个山里过来，将母亲许配给父亲，就是看中了那几个大缸，当然，还有父亲的能干。
她们回老家的时候，经过威远县城，去看了外公的妹妹和妹夫。
她妹夫在县委工作，已经瘫痪在床。
六个女儿，大姐找了个高级工程师的儿子，把她调到县医院坐办公室，家里很满意。
三姐在碗厂上班，找了个同厂的工人，她父亲气得躺在床上直骂。
后来，没成。
二姐在县川剧团上班，带她们去看了她自己唱的川剧。
观众很少，不超过二十人，她们坐第一排。
居然没有人觉察到危机，只觉得，白拿钱，好玩。
她一直干到十年以后川剧团解散，她已经三十多岁了。
他们家住的是又小又黑暗的平房，有梯子通到窗户，再往下还有梯子通到地面。
她小小的身子刚刚能跨过窗户，能爬过去。
窗外有一个明亮的大院子，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黄桷树，树上挂有红布条。
她们拜了它，可以避邪，可以保佑念书很好。
四岁，一年回家一次的父亲，又将她带到了身边，他们去了另外一个小站。
每天路灯下都会撞死很多飞蛾，站台上，经常会有彝族同胞拉的大便。
他们是偷偷从家里走的，怕姐姐会哭，她比她大五岁，九岁了，得留在家里干农活。
再说，父亲是打算让姐姐顶替的，她就得多跟着父亲，好见见世面，好变聪明一些，好念了书以后考工。
命运，从来很残酷。
他们从老家带走一脸盆的猪油，在路上，连盆子都挤变形了。
刚五岁，父亲教她数100，一教就会。再教写，也一教就会。
所有的人，都很惊奇。
一年一次，父亲又该回家了。
一个月之后，她没走掉，因为姐姐哭得太凶了，在地上打滚。
她留在家里和姐姐一起干农活，就是扛玉米杆和扛种来织布的麻杆，摘桑叶养蚕，割兔草喂兔子。掰玉米，剥玉米。
她将姐姐剥好的玉米捧到自己的筐里，还气鼓鼓地打了姐姐。
母亲已经懂得了要奖励，奖励她们吃最甜的玉米杆和冰棍。
但从那时侯开始，姐妹俩开始打架，知道了你输我赢，知道了什么是爱和恨。
因为机会有限，必须争输赢，必须有爱恨。
姐姐恨她，因为只有外婆爱她，父母都爱妹妹。
她也恨姐姐，外婆总说：“你是聪明的，你要让姐姐。”
姐姐明明可以顶替有工作，明明比她大那么多，还要跟她争。
别人家都是姐姐让着妹妹的，她的工作还不知道在哪里，她可能会留在老家挑大粪。
六岁，她上幼儿园了，更不能去父亲那里了，因为那里没有学校。
但是她老师刚教了一个月，就回家生孩子去了。
她和母亲去老师家里搬回她的小木凳，老师送给她几个气球玩。
她才不玩呢，她以为她不知道，那是避孕套。
母亲也不允许她玩这个。
她不知那是干什么用的，但她知道那是为了防止生孩子用的。
七岁，她上小学了。
老师说她不用教，她都会，她在学校里成了传说，所有人都认识她。
但她还是得在教室里坐着，她开始发神。
七岁半，父亲终于调到离攀枝花很近的一个小站，那里有学校。
她和姐姐都去了，见到了攀枝花，又叫木棉花，在树下捡它的花朵，吸它花蕊上的糖吃，吃完，再舔舔小手。
热得长了大疮，吃到了芒果和芭蕉。
放学的时候双脚并着走铁轨，听到火车轰隆隆地来了，快速地跳到旁边，用手捂住耳朵。
散步的时候，走过铁桥去看守桥的一个班的战士，看他们打蓝球，他们带她荡秋千。
一天晚上她带姐姐去公社看电影《画皮》，回来被跪炭渣。
车站也放电影，白朴的《墙头马上》，四大戏曲之一。
还去了很远的一个村长家里，山里又山里。
相比而言，老家一点都不穷，至少还有水，还有成片的田地。
而那里，全是干草和荒山。
吃了红红的酸石榴。
跟一个叔叔去了他在米易县城的家，阿姨有工作，家里好整洁明亮。
父亲给她们一人五元钱，姐姐买了衣服，她买了一大堆小人书。
据说她一岁抓周时，抓的是最远的算盘，父亲因此很看好她。
其实，可能仅仅只是算盘上的珠子吸引了她。
老家哪里有这么好玩，难怪姐姐要哭。
八岁，她该读二年级了。
父亲说这样不行，她要读一个好学校。
将她转到老家镇上最好的完小，是托在畜牧站做兽医的幺叔的关系。
那时叔叔收入很好，很吃香，天天在别人家里吃香的喝辣的。
现在，单位都跨了。
学校依山傍水，是没收镇上最大的地主的庄园所建，全校师生六百多人。
一个年级分甲乙两个班，一个班七十人，三个孩子一张桌子。
学习好读甲班，差的读乙班。
她总是过目不忘，很快成为第一。
班上那个以前的第一很孤立她，嘲笑她的口音，嘲笑她穿的裙子像鸡笼，全校都只有她一个人穿裙子。
她住在五里之外的叔叔家，叔叔每天上班就顺带用自行车搭她。
每一个学生带一个瓷杯，学校用一个大窖同时蒸他们六百多人的饭。
基本上所有人的午餐都是，米饭加一个红薯，再搭一点酸菜。
三年级，叔叔家的双胞胎妹妹也上学了，叔叔要先送妹妹再送她，老是迟到。
再说又升了一级，作业越来越多，她不能帮婶婶做那么多的家务了，很不讨她喜欢。
叔叔在镇上给她租了一间又潮又黑的房子，就在镇上通往家里的，那条只有二十厘米宽的斜坡路的路边上。
没有窗户，每天都在屋子里听见人来人往。
叔叔又托人给她找了公社食堂的饭票，她每天在那儿吃饭。
一般有两个菜，她只记得胡萝卜烧肥肠，一毛钱一份。
肉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猪那么少，可能是供应城市去了。
经常可以看到公社干部来这里开会，他们穿着蓝色的中山服，提着气派的人造革公文袋。
那个打饭的阿姨大概三十来岁，编着两条齐肩的辫子，穿着一件橙黑相间的格子衣，戴着蓝袖套。
那个时候的人一般有两身衣服，用作换洗，但是她只记得这一身。
在一片蓝一片黑当中，不打补丁，还有花色，就是很漂亮，很独特的了。
有一天早上她正在吃稀饭馒头，一个从他们村子里出来的叔叔告诉她，她母亲到镇上卖猪肉来了。
说她怎么这么没孝心，也不去看看，却在这里吃饭。
一个刚刚九岁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就被背上了这个罪名。
她赶紧买了两个馒头，跑了出去，在街边上找到母亲。
家里的肥猪喂大了，女儿学习又好又这么懂事，丈夫有着高收入。
母亲的心里是多么的高兴，而在别人眼里，却成了心酸。
母亲并没有告诉女儿她要来，她就知道她还没有吃早饭，知道买这么好的馒头给她。
这一年多以来，她已经看遍了镇上的那些人，她开始发现，她自己有点土，她母亲也有点土。
她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只是她发现了。
她们穿着自己缝的衣服，而镇上的人，都穿上了裁缝做的衣服了。
一看他们就是村子里的有钱人，而不是镇上的人。
镇上有两条路，让她牵挂。
一条是那条20厘米宽的，斜坡上的羊肠小道，它通往15里之外的自己的家。
另一条是宽阔得可以开拖拉机，可以骑自行车的泥土路，它通往五里之外叔叔的家。
叔叔和父亲都是能干人，他们都没有能够住在镇上，还是住在农村。
她有一个好朋友，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魏若娟。
她穿着粉红色的裤子，绿色的上衣，扎着蝴蝶结，是镇上女孩子的打扮。
但是比她矮一个头，很娇小，而且是乙班的学生，学习不太好，没人跟她玩。
她们是在路上认识的，她母亲在镇上的新华书店上班。
她对她好好，将书店里的小人书，作文选刊拿给她看，说不要弄脏了，看完就放回去，卖的时候没人会发现。
她们俩，真的是有一种相依为命，惺惺相惜的感觉。
她并没有在那个小黑屋住多久，叔叔说靠着路，不安全。
他在他的单位，畜牧站，给她找了一间房子，说那里还住着另外两个叔叔，这样可以照应她一下。
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屋子里堆满了猪饲料，味道很浓。
有一张小床和一张小桌子，可以睡觉，可以做作业。
那时猪刚刚吃上饲料，镇上的人都很害怕，那些猪都被卖到了城里。
叔叔一直很内疚，说没有能够照顾好她。
她很理解叔叔的难处，既要上班，下班以后，还要回家干农活。
她和婶婶，两个妹妹，四个人睡一张床，叔叔没地方住，只有睡在她现在睡的地方。
而现在，叔叔可以回家睡了。
早餐，她开始在上学路上的一个，公社对外营业的食堂里吃。
品种很多，有两分钱的油条，五分钱的菜包子。
有很多肉的，一毛钱的肉包子。
她终于吃上了肉。
她当时有两个问题弄不懂。
一个就是为什么，用了很多油的油条，比菜包子还便宜。
另一个是为什么，人们把钱放在银行里保管，银行还要付钱给他们。
她没有问任何一个人，她甚至不想知道答案，因为她觉得这样，很美好。
但是，并不是。
直到现在才知道，很残酷。
可是没有多久，她发起了高烧，躺在床上爬不起来，没有去上学。
开门一看，原来是姐姐一个人跑来了，是那个说她没孝心的叔叔传的信。
这个时候有个姐姐，原来还是有用的。
母亲去父亲那里了，姐姐回去以后，年近60的外婆跑来了。
带她到镇上医院打了一针，说是出麻疹了。
然后将她用背带背着，像小时候一样，背回了家。
她的头脑很迷糊，但是清楚地记得，她的脚一搭一搭的，甩在外婆的脚弯里。
她都九岁了，她就只有那么长。
她回家休息了一个月，不能吹风，天天吃猪的胰腺，连铁。
据说，那是个好东西。
一个月之后，她戴着帽子，弱不禁风地回学校了，那个同学又嘲笑她的帽子。
没多久，就是期末考试，但是她还是考了全班第三。
她只好说她是狐狸变的。
期间，她挨过一次狠狠的打，那是父亲一辈子唯一的一次打她。
母亲过40岁生日。
她20里以外的娘家老家，来了很多亲戚。
她想留下来吃晚饭，她不想当天去上学。
父亲说，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把她转到镇上最好的小学，她却不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对不起自己要走那么远的路的脚。
就只差没有明说，如果不好好学习，就只有像那些亲戚一样，要挑大粪了。
她还是不想去，父亲就开始打，她第一次那么倔强。
外婆实在看不下去，将她搂在怀里，说她还只是个孩子，如果父亲要打，就打她好了。
父亲谁也不听，还是打。
她拔腿就跑。
她跑了三里路，父亲也追着打了三里路，边跑边打，直到两人都再也跑不动了。
那一天晚上，她算是留了下来。
但是第二天她四点钟就要起床上学，偏偏又下起了雨，羊肠小道无比湿滑。
父亲穿着雨衣，背着她。
她趴在父亲的肩上，打着手电筒，支着雨伞，感觉到了父亲肩上冒出来的，一股股热气。
那是一个男人，正当壮年，充满了阳刚之气。
他的肩上，既要背负孩子，也要背负家庭。
父亲将她送到了，她以前住的那一间小黑屋那里，就回去了。
再往上，就是街面了，天也朦朦亮了。
她支着父亲给她的伞，向学校走去，那是一把黑色的，质量很好的伞，是他单位发的。
上街以后，到学校还要走三里路，布鞋全湿了。
实在是这一顿打，让父亲伤了心，他争取调到了另外一个小站。
那里的教学质量比老家的村子里好，而且只需要走40分钟。
父亲花了20元，给班主任买了一条床单，她说那是她见过的，最好的床单。
她九岁半了，她三十九斤。
她在那里学习了，白居易描写庐山的《大林寺桃花》，并且从地图上知道了，有一个省叫江西。
那里是鱼米之乡，才子之乡。
六一儿童节游园活动，一个男老师一下给了她三张游园票，可以换小礼品，然后捏了一下她的脸。
她恨了他一眼，将游园票扔到了地上。
有个男生很快地捡起了它，然后，很好奇地看着她。
母亲从小就教她，不要让任何男人碰她。
除去这一点点小的不愉快，她有很多很多的乐趣。
她在校园里悄悄种了一棵老家没有的小白杨，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吃到了这个镇上很多很有特色的小吃，米糕和卷粉是她的最爱。
另外，她还会很胆大地离开大路，飞快地去走另外一条没人走的小路，去看她的蔷薇。
那里有一段篱笆，十来米长，上面开满了蔷薇花，那是她的“秘密花园。”
并且，她现在住的这间屋子，以前是一个爱好戏剧的叔叔住的，他们都说他疯了，回成都了。
房间里有一人高的各种戏曲书，里面有各种古装美女和一套京剧的脸谱，一身戏服。
没事的时候，她就翻那些书玩，将美女们全剪了下来，花花绿绿地贴了一墙，按谁最漂亮排的顺序。
隔壁的刘阿姨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张铁军，一个叫张铁生。
一个六岁，一个五岁。
她把他们叫来，让他们穿上戏服，翻跟斗和唱戏给她听，他们没多久就把床单跳坏了。
阿姨很会过日子，将床单从中间裁开，又将两边结实的，没有坏的床单拼到中间。
这样就相当于，又有了一个，比以前还耐用的床单。
她母亲就不会这样过日子，父亲也没有骂她弄坏了床单。
车站有黑白电视看，她看了很多日本的电视剧，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演的《血凝》，讲八佰伴创始人故事的《阿信》。
那时正是中日最友好的时期。
知道了鞠萍姐姐和金龟子。
喝上了牛奶，吃到了酥心糖，穿上了连衣裙。
这才是一个小孩子，应该有的生活。
离放假还有半个月，父亲又调到了另外的一个小站，领导告诉他说，那里也有学校。
这半个月，一个叔叔给她做饭。
父亲给的生活费是十元，太多了。
叔叔天天变着法子给她做炒鸡蛋蒸鸡蛋荷包蛋，各种蛋，还有油炸小鱼。
那时候的人，也不会算什么人工费。
四年级她又转学了，到了那个下了一个冬天雪的，大凉山深处的小站上。
他们送了一床20元的床单，而她却只念了一个学期。
班主任很过意不去，把教室里挂着的，那几本《红领巾》送给了她。
四年级一年，她都和彝族小孩一起上学，一个班十个人，学习彝汉双语。
不过还好的是，那一年汉族的小孩正好有十个，学校专门为他们设了一个班，分开学习。
这样，她的头上和身上，才没有长满了虱子。
上课基本上就是玩和烤火。
29岁的彝族男老师，因为一场感冒，死在巫婆的眼皮下，他们很多人都去看了他被火葬。
他的老婆带着三个孩子，木然地站在一边。
那里十天赶一次集，彝族同胞会带土鸡和土鸡蛋来卖。
所得的钱，会买酒喝，然后醉倒在路边。
有一天，山上忽然燃起很多火把，父亲说，那是火把节。
原来，茂密的树林深处，竟然住着那么多的人，她还以为山上只有树呢。
大山里没有信号，看不成电视，但是每个月都会放一次电影。
有一次放的是，一个公主嫁给了一个猴子，生了一个小孩，猴子爸爸像个人一样在摇那个小孩。
父亲跟放电影的那个叔叔，也是好朋友。
叔叔带着她，到了他西昌车站附近的家，叔叔带她和他的两个女儿去了邛海公园。
他们四个人，一人啃了整整半只猪蹄，香极了。
她还跟另外一个叔叔去了乐山。
父亲总是极力让她开眼界，其实，她去过的地方很多的。
她在自己家的镇上读了一年半的书，去过母亲娘家的镇上，二叔家所在的镇，威远县城，内江市里，隆昌县城。
成昆线上的米易县城，德昌县城，泸沽镇，冕宁县城，喜德县城。
还去过攀枝花市，乐山市，还看过90米高的乐山大佛，心中早就知道了佛祖的胸怀。
去过泸山，邛海，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很多次，那些快速列车在小站上等错车的时侯，记者们都举起了镜头采风。
她和她跳蝇的小伙伴，甚至上过《西南铁道报》，父亲将那张报纸贴在墙上。
对于别人来说，成昆线上那些毫不起眼的小站，只是一个一闪而逝的小黑点。
然而对她来说，却是非常熟悉，有着无限美好的记忆的。
也就在那一年，全家农转非了。
全家五口人，挤在一间只有12平米的屋子里。
除了两张大床，和一些必须的生活用品以外，放不下任何东西。
从老家搬家来的，四个大麻袋里的东西都不敢拆开。
正巧站上来了一个段上的女干部，到他们的屋子里看了看，难过得直掉眼泪。
这么优秀，能干，刻苦的同志，却过着这样的生活。
没几天，女干部托人带来了两大包她女儿穿过的衣服，而且调令也来了，父亲被调到了现在这个站上。
生活条件好了很多，重要的是，母亲可以在那里的货站上做装卸，可以增加一份收入。
虽然在大山里面，父亲的工资足够他们全家用，但那是最低的消费水平。
女干部老家是成都的，到西昌都是受苦受难了，怎么受得了他们这样的情况？
她肯定没有见过她老家的样子，站上那些叔叔的老家的样子。
她一定不知道，母亲娘家的亲戚，花100元买了他们的写字台，和另外一样家具。
然后满心欢喜地将它们挑回了家，走的全是像羊肠一样的山间小道。
他们的家具，是老家最新潮的家具，大家都争着买它。
当时女干部掉眼泪的时候，父亲的心里有点难受，母亲没有反应，外婆很感激领导这么重感情。
她好像朦朦胧胧地知道了，原来，山外还有山，一个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那两大包衣服，基本上都是新的，是她自己，用缝纫机很精细地打出来的，做工很好，布料也好。
她们穿衣服，总是那么合身，而不像穷孩子，第一年长，第二年合身，第三年短。
颜色是纯净的，而不是花布，绣着小猫小花，一看就是城里的小姐穿的。
就是那个年代，北京上海的普通孩子穿的衣服。
但就是在西昌城里，那也是高贵的人才穿的。
她和姐姐各取所需，很快地就将它分配完了。
自从她知道，上学可以改变她的命运以来，她们都不再打架了，只有五岁的时候，才是她最迷茫的时候。
父亲一到这个新地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个彩电和一台洗衣机。
那个人刚买了一个月，但是他要去成都了，彩电少了300元，洗衣机少了200元。
老家的大房子一共卖了2000多元，这一下就花去了1100元，外婆好心痛。
本来不想买洗衣机，刚从农村出来，不能这么好逸恶劳，但人家要搭配着卖。
既然电视少了钱，就当是白捡的。
父亲说，如果孩子看的是彩色电视，那她的世界也会是彩色的。
很快，她小学毕业了。
同学们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写“某某，我爱你。”“老师，我们舍不得你。”
她走了过去，在上面写下了：“离别心悲痛，临行把泪挥。师生心连心，谁能离开谁？”
同学们一起起哄，纷纷拿出笔记本来，将它抄到了本子上。
甚至引来了隔壁班上的同学，至少有100人抄下了它。
在这里，再也不用像老家那样，成绩好会遭人恨，这里的同学，心胸都那么宽广。
那一定是因为，这里通的是铁路，铁路上行驶的，是像巨龙一样的火车。
而老家，通的是羊肠小道，连自行车也没有办法骑。
父亲给她的留言是：“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不要做一个懒惰的寄生虫。”
小学五年，她上了六个小学。
在这之后她上初中了，有的老师闹学潮，有的窝在家里写小说，和著名的阿来是朋友。
还有的和别人打架，受了重伤。
很多科目都是荒废的，只有语文老师坚持像梦游一样，给他们上课。
就是有一天下大雨，教室被淹了半尺来深，那个老师都坚持上完了课。
因为他是牛鬼蛇神的子弟，在文革中被下放，耽误了他在四川大学刚刚开始的学业。
就是那个，有2万本书的老师。
直到初中三年级，学校换了校长，这种风气才得到整顿。
在这其中，农转非不再困难，只要家里有一个在单位里正式上班的，都可以转，不限名额。
城镇人口，很快地从10%，达到了现在的25%。
以前是父亲退了休，无论儿女，都可以顶替一个。
而现在，只有发生了意外的，才可以顶替。
其他的，通通要通过招工考试，进行挑选。
至少初中毕业，成绩良好。
不要歪瓜别枣，也不要太笨的。
在这其中，父亲生重病去世了，姐姐顶替了父亲。
母亲说，父亲有一句话没有说好。
他看见别的计划生育宽松的地方，农转非过来的那些家属，每一个都带来一堆子女。
他酸酸地说：“我只有两个女儿，不操心。一个笨的可以顶替，另一个读书还好。”
虽然她像巜伤仲永》一样，已经泯然于众人了，但还是不错的。
他走后不久，真的是，如果等到他退休，姐姐就没办法工作。
只有发生意外了，儿女才可以顶替。
母亲也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冒险了，家里有老有小，好像担心出任何事情。
她的成长，原来是这么地艰难，90%的苦涩，10%的有趣。
为了享受那10%的有趣，她愿意承担那90%的苦涩。
和冼锐的相识，好像也是如此。
如果不是认识了冼锐，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从哪里来，又将要到哪里去。
还有关于母亲，她从来就没有想过，母亲身上，竟然有这么重大的责任。
她也明白了，冼锐所说的：“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这几个字，是多么地沉重。
为了这几个字，他半年以后，才去找那个阆中女孩，而且还没有等到，将那几个字说出口。
而对于她。
他对她说，一到昆明以后，就给她打了不下20个电话。
他是多么地，害怕失去。
他说，“我从来没有像对你一样对过任何一个女孩子。”
那是因为，他不但对她好。
而且，他说出了：“我会对你负责任。”
这样，像千钧之重一样重的话。
如果有什么遗憾。
那就是，她宿舍里有一个女同学，在宿舍里讲，她出去约会，那个男同学跟她讲了很多，他在大西安岭里长大的故事。
在学校里谈恋爱，基本上就是靠谈，不停地谈，一直要谈好几年，而不敢有其他的杂念。
那是考验口才的时候，那也是锻炼口才的好机会。
她的好几个学姐学哥，都谈成了出色的列车长。
她很遗憾。
她没有在谈恋爱的时候，有机会将她这些，有趣的或辛酸的经历，谈出去。
她的经历，简直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如果是昨天晚上，她跟冼锐讲这些，他会感兴趣吗？
照他对他在火车上的反应来看，他不会感兴趣的。
但是，如果不是冼锐，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么多她的过去。
小的时候还小，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又忙于看杂书。
她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好地想过她的过去。
不管发生什么，不管在这巨大的城市里，她是一粒多么微不足道的尘土，但她都是，父母极力宠爱的女儿。
母亲在家里，等着她回家。
她昨天就已经19岁了，她是成年人了，她对母亲，同样，也有着——责任。
如果，她有什么三长两短，父亲的在天之灵，是不会答应的。
父亲的在天之灵，也会伤心的。
12:50分。
列车离开了昆明车站，湘潇在梦中画了半个圆，又将回到梦的起点。
望着渐渐远去的昆明的山水，楼群和列车腾起的团团烟雾，坐在车窗边的湘潇心中不平，眼角再一次潮了……
她望着窗外发神，青山绿树从她眼前掠过，她想起了她的父亲和母亲。
他们，吵吵闹闹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