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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以后，邹先生旧事重提，跟苏亦谈助教的问题。
苏亦再次用同样的理由糊弄过去。
他研究兴趣不再商周考古，也不想探源夏文化。
研究夏商周考古最大的问题，就必须深厚的古文字功底，这个方面，苏亦就是半吊子。
想要像高铭先生那样成为专业的古文字专家，不可能。像邹先生这样密集的出成果，也不容易。
除非他要做一个学术窃贼，把邹先生那些还没有发表出来的成果纷纷拿出来自己用，让迅速着书立传，年纪轻轻就把自己武装成为一个学阀，不然，很难有所成就。
他不想在夏商周考古上跟邹先生刺刀见红。
主要是这位先生太喜欢论战了。
像后面的李伯谦跟邹先生在夏文化方面存在学术之争，没有必要。
当然，考古观点就是一个不断被推翻与修补的过程。
他如果真要在学术上有成就，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观点与学术主张，不可能成为一个万金油。
夏商周考古完全就是一片红海，无数学者进入其中，然后杀红了眼。早年间，史语所在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成就就是在安阳殷墟。
大部分的考古成果都刊登在《安阳发掘报告》以及史语所搬到台湾以后整理发布的成果，比如后来李济整理出版的《安阳》，有人说为什么李济会选择去对岸，那是因为安阳殷墟挖的一大堆东西都被运到对岸去，李济不跟过去，谁来整理这些材料？
而，后面李济为什么不回大陆，还是跟早年间发掘的这些材料有关，他留在那里才有用，回来又能干什么呢。
比如梁思永先生。
他的发掘成果都留在了史语所。
留在考古所，唯一的参与的田野发掘也就是辉县墓葬遗址。
商周考古课结束以后，苏亦没有继续上考古专业的课，而是去历史专业那边溜达一圈，蹭了一节世界通史还有一节宋代经济史，就完成一天的课程。
世界通史是补充他在世界史上的短板，至于宋代经济史，那是因为漆侠先生是外聘老师，估计这个学期课程结束，这位先生应该就返回河大，应该没有机会听对方的课程，这种机会听一次少一次。
不止漆侠先生，宁可先生，蔡美彪，刘乃和等先生的课程都是上一节少一节，如果不是非常忙碌，苏亦一般都不会缺席。
完成一天的课程以后，苏亦也没有闲着，开始一天的图书馆时光。
这个时间段主要是查资料，而且这周苏亦暂时放下历史专业方面的专着，回归考古专业。
他这一次翻书，主要还是放在《安阳发掘报告》学刊上，整个学刊一共也就是只有四期，但每一期收录的文章都极为重要。
通过这些文章，可以很系统的知道史语所从1928～1937年，领导的殷墟15次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具体状况。
当时，发现大量与殷商研究有关的甲骨、器物等新史料，故在20世纪中国古史重建运动中占有重要位置。
国内对商周考古的研究，也是从殷墟开始的。
而史语所第一个主持发掘殷墟的史语所成员就是大名鼎鼎的董作宾。
为什么是董作宾？
那是因为他是河南人而且还懂甲骨文。
1928年傅斯年受命组建史语所的时候，就直接把董作宾从老家挖到史语所。
当时，董作宾因母病，自广州中山大学返回河南南阳，在省立南阳中学兼课，随后便收到傅斯年的邀请，成为史语所通信员，负责殷墟的调查工作。
因为河南人，知道当年关于河南人贩卖“龙骨”的猫腻，再加上，他是本地地头蛇，认识不少河南各个方面的头头脑脑，由他打通各方关系最合适不过。
不要以为发掘一个新遗址，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山头主义严重，地方利益跟中央利益是严重不一致的。
董作宾殷墟调查的第一站就是开封，民国时期，开封是河南省会，直到54年以后才搬迁到郑州。
当时，董作宾住在开封北仓女子中学。为什么是这个中学，因为此校是早年引荐董氏入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张嘉谋所创立。张嘉谋在河南是政学两界的重要人物，对河南的情况最为清楚，董作宾很快就从张的口中得知到河南的状况。
1928年的河南，当时恰值河南刚结束长期战乱，冯玉祥名义上服从中央时期，地方学界已无力挪借考察费用。
也就是说，发掘殷墟的所有经费必须由史语所承担。
傅斯年也只能拨款。
然后董作宾就开始组团，其中第一个被选中的人就是邹先生的导师郭宝均先生。
很多人不知道郭宝钧先生是什么时候入考古这个坑的。
翻看这段资料，就清楚了。
当年苏亦最先知道郭宝钧先生的名字，也是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上。
董作宾跟郭宝钧俩人是老相识了，其实，郭氏自1906年起便与董作宾为同学，他从北京高等师范(即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卒业后，即回南阳师范服务，教数学，董作宾先生尚是他的高年级的学生。
彼时，郭除了为董在安阳的考察提供住宿等便利外，为董氏引荐了建设厅长张钫等要员。而董于郭宝钧，亦多有提携。其在殷墟发掘工作展开之后，致专函于傅斯年，力荐郭宝钧为史语所助理研究员。
任职教育厅秘书的郭宝钧，经济颇为困窘，董作宾建议傅斯年每月百廿元之报酬，郭宝钧就可以辞职，专职做田野发掘，奈何，傅斯年不愿意。直到1930年发掘受阻，傅斯年到开封协调的时候，才决定多聘用河南本地的学者。于是，1931年春殷墟第四次发掘时，他和梁思永同时加入史语所考古组。
那么当年，史语所的发掘受到什么样的阻挠呢？
苏亦查询相关资料才得知。
原来1929年春第二次发掘殷墟时，李济等人发现河南当地很难保证文物的安全，遂将部分文物带回北京整理研究，而触怒河南政府，何日章以史语所违反协议为由请求河南省政府叫停殷墟的发掘，转而委托河南博物馆进行挖掘，期间所挖的文物全部都运到了河南开封。
这些经过，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一文中，都有详细说明。
对于当年的发掘史料的研究，很容易就得知当时的情况。
这些书籍北大都有收藏。
你不翻看这些东西，很难知道这些具体经历。
苏亦没有落下，一一整理，未来这些史料都可以专门编撰写一本《中国考古学史》。
不过，董作宾主持的第一次为期18天的试掘，总共出土800余片有字甲骨以及铜器、陶器、骨器等多种文物。
这一次的发掘，情况惨不忍睹。
因为董作宾只关注甲骨文，就是专门找带字的龟甲，其他的东西他根本就不关注，别说地层土质什么的，甚至连不带字的龟甲他都懒得关注。后来，看到他的报告，史语所的众人就炸锅了。
就连吴金鼎在回忆此次发掘时，都忍不住吐槽，“照相用科达的胶卷照相机，一卷8张，拍了十来张后，看看还有两三张没有拍完，原来有好几次拍后忘记转过底片。”
这是在吐槽，董作宾对于近代测绘、拍摄仪器等设备的不熟练。
因为董作宾根本就是按照罗振玉老一派的发掘做法，完全就是挖宝，而非发掘。
被吐槽多了。
看到这部分资料，苏亦都忍不住乐了。
董作宾在后面的报告之中，也多出了一些甲骨文以外的东西。
然而，这还是不行。
所以，1929年春，由李济主持对殷墟的正式发掘。
等李济以后，就由梁思永先生接棒，正式成为殷墟考古的领头雁，先后主持第十、十一、十二、十四次殷墟发掘。
苏亦在梁思永先生的传记都了解到这些经历，只是一些细节的东西，要靠原始史料来验证，这样才更加精准。
七七事变以后，史语所在小屯的工作就被迫停止，而且当初殷墟出土大量的文物，给运输跟保管都造成极大的压力。
考古人员起初是一块块取出字骨的，但一天的时间只取出了埋藏珍品的面上部分，显然这种方法不行。于是，他们决定将它整块地挖出来。
因为要跟日本人抢时间。
于是，一经决定，就立即采用新的方法。全体队员一刻不停地工作，用了四昼夜的时间，将这一整块埋藏珍品挖出来了。然后整体运走。
但是，条件有限，发掘出来的东西，想要运走并不容易，因为东西太多了。足足有三吨多的大土块。
后来，发掘队集思广益，这个大块被装在用厚木板做成的箱子里，又用铁条牢牢加固。
弄成那么大的集装箱，如何运到火车站也是一个大问题。毕竟出土地点距车站还有十多里路，根本没有公路，也没有用动力牵引的搬运工具。
考古队员和当地的发掘工人发挥了集体智慧，他们利用本地的工具和大量人力，最终解决了搬运难题。7月4日，那只沉重的大木箱运到了火车站，又用了8天时间，7月12日安全运抵南京史语所的所址。
然后才有史语所工作人员清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殷墟出土的珍贵文物被迫西迁，先到昆明，又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
在颠沛流离中，珍品遭受不小的损失。不过这些损失都被文件记录下来了，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李庄安顿下来以后，考古学家又对这些出土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这才是殷墟发掘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批东西，几乎需要李济先生用后半生的时间去整理。
主要学术成果都汇聚在他的专着《安阳》之中，1977年，李济在美国印行了以“安阳”为名的英文本的考古叙事着作，全面回顾了1928年至1937年安阳殷墟发掘的总体情况。
这书，是后世苏亦了解这段发掘成果最为重要的着作之一。
其实，再次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最让苏亦印象深刻的，不是董作宾，不是郭宝钧，不是李济。
而是梁思永，是高去寻。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先生因病逝世，年仅50岁。去世前梁思永唯一放心不下的是，1948年中研院史语所迁台时，带走了他领队发掘的西北冈考古报告的草稿。
当时他因患急性肋膜炎而不得不去重庆动手术，所以只完成了报告的第一章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
梁思永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史语所、考古所的同仁悲伤不已。后来他们一致推举梁思永当年的弟子高去寻继续整理完成梁思永的遗稿。
高去寻，字晓梅，河北安新人，1909年出生。1935年高去寻初次参加殷墟第十二次发掘，即侯家庄西北冈第三次发掘。由于他参加田野考古时期较晚，排号第九，所以大家称呼他为“老九”或“高老九”。
之所以被称为老九，那是因为从事殷墟发掘的考古组的主要工作人员当时号称“殷墟十兄弟”，这十兄弟虽参与发掘的时间略有先后，但年龄相差不多，依大小排列他们是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刘燿、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
有人说，梁思永对高去寻这位年轻的弟子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只是安排他去挖掘小墓。
对于这个说法，苏亦不认同。
梁思永先生提携后辈方面并不吝啬，甚至在发掘遗址尤为放权，愿意培养年轻人给年轻人机会，只不过当时高去寻经验不足，只让他去发掘小墓，由于高去寻当时无缘视察大墓，这就为他日后整理大墓报告增加了难度。
对于大陆而言，高去寻这个名字较为陌生，但在台湾则赫赫有名。
他1948年冬到台湾，后任史语所的所长。
他是河北人，毕业于北大史学系。
他参加了殷墟第12至15次发掘，除参加小屯村遗址和西北冈墓地的清理外，还主持了大司空村遗址的发掘。
由于殷墟前15次发掘的主要材料都被携运到台湾，他便在梁思永先生初稿的基础上，对编号1001、1002、1003、1004、1217、1500等商王陵继续加以整理和辑校，陆续出版了发掘报告。
从1958年到1976年，高去寻历时18年才将梁思永生前的84页草稿、15页表格和140页大小草图写成八巨册、1164页、939幅图版的考古学经典报告——《侯家庄》。
李济在《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序中说：“校订辑补师友的着作，比自己写一本书更要困难……”
这活确实不容易。
因为辑补包括订正讹误等，梁思永先生的草书另成一格，不好认。
再加上时间久远，由梁先生亲手绘制的插图已经退色，有些还被误认为是白纸。
高去寻在补写出土器物时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这辑补的工作，琐碎而繁杂。
单以篇幅计，高去寻补写的部分竟是梁思永原作的80倍。
尽管如此，高去寻在出版报告的扉页犹题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高去寻辑补。
这些报告还署有“梁思永遗作”的字样，在台湾曾获大奖。
但最后还有一两座大墓未出版，总报告也未完成，他就因病故世了。
当时，苏亦直到这段师生的传承故事的时候，整个人极为动容，忍不住泪目。
遗憾的是，重活一世，依旧没有机会再见梁思永先生。